本文摘要：摘 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书写了在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冲突碰撞下，主人公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激烈的斗争，从性本能的觉醒到最后死本能顶替生本能主导了人格，主人公展现了沉沦与挣扎的伦理心态。 在新旧价值体系交互的时代背景下，小说对青年人树立正确
摘 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书写了在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冲突碰撞下，主人公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激烈的斗争，从性本能的觉醒到最后死本能顶替生本能主导了人格，主人公展现了沉沦与挣扎的伦理心态。 在新旧价值体系交互的时代背景下，小说对青年人树立正确、稳定、民主的价值体系，重建有信仰的人生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伦理心理; 《沉沦》; 郁达夫; 性本能; 人格理论
郁达夫的《沉沦》是带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浓厚个人色彩的“自叙体”小说，是由欲望滋生到压抑再到沉沦不断变化的过程。 它不仅是郁达夫先生自我意志的展现，更是他对自己灵魂的剖析和解读。 他把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内心的挣扎和彷徨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沉沦》主人公伦理心态十分复杂，郁达夫写作时直面内心的冲动与欲望，大胆表露出主人公内心的本能冲动，这冲动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理论体现。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1]9这说明《沉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郁达夫的内心情感，小说环境与其本人在日本生活环境十分接近，小说主人公更是与作家有极大的相似度，所以说《沉沦》不仅是小说家言自叙，也是作家自我灵魂的暴露。 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人公矛盾诡异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探究其隐藏于内部的紧张关系和文化根源，从而探析小说主人公的伦理心态。
一、性本能：欲望压抑下的个体觉醒
性本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非条件反射。 人类的性行为不仅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其中心理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可以被推迟的，是可抑制、可升华的，乃至进入潜意识领域，人的本质是一种本能的欲望和无意识的原始冲动。 它只追求幸福和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攻击欲望和性欲。 在本能冲动的抑制和压抑下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而且本能是“本我”的核心，如果受到道德因素或者现实因素约束就会产出“性的苦闷”。
(一)传统与异域文化夹缝中的青年
郁达夫去日本留学是1913年到1922年，共计九年，去的时候郁达夫18岁，也就是说，郁达夫是在一个青年欲望最强烈的时期都是在日本度过的。 而且郁达夫父亲早逝，两个兄长也没陪在身边，他从小生长在几乎全是女性的生活圈子，是一个性早熟少年。 这样一个敏感、早熟的青年从封建的中国去往了两性解放时代下开放的日本，郁达夫经历了许多情色诱惑，比如日本开放的两性观念，文学上的丑恶暴露理论，女优妖艳的相片以及东京名人姬妾的艳闻，都大大刺激到了青春懵懂、血气方刚的郁达夫，郁达夫也曾毫无忌讳地说过：“我想人既是动物，无论男女，欲念总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当然是爱的。 ”[2]
《沉沦》主人公很好地反映了郁达夫的性格特征。 他复杂的伦理心态，首先表现为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 一个独自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在第一次接触到异域文化后，内心的震惊和亢奋可想而知，但他本身受教了十几年的中国较为传统的思想知识观念与日本革新、开放的现代意识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开放的社会和华兹华斯等的浪漫诗歌让自由的光芒照进了他的心房，让他的稚嫩原欲蠢蠢欲动。 正常来说，主人公应该是怀揣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来接触这新世界的，但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让他在交际方面举步维艰，对周遭环境也有了极度不适，开篇便说了：“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3]16这种“孤冷”也始终萦绕在主人公的心头。
孤独、焦虑、不安，不断寻求宣泄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主人公的心理轨迹; 从他所处的那个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来看，自由恋爱、欲望疏解是社会正常行为，也是人性的合理表现。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青年来说更是理应如此，但主人公传统的思想、对异域人莫名的封闭心理以及他自身敏感、脆弱的性格使他总是深陷“支那人”的自卑。
异质文化的碰撞影响了他的性格，中日国情的差距也使他变得更加孤愤、偏执、怯懦和敏感，甚至激进地想过：“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3]22
(二)情欲的滋生和膨胀
在这样一个冲击巨大的国度中学习生活，主人公懦弱腼腆的性格和自小接受的封建传统教育决定了他在面对日本文明开化的两性文化时必然选择了压抑排斥的办法。 比如他在看见身着红裙子的女同学时选择一言不发，迅速逃开，还自嘲贬低说自己“你这懦夫，你太怯懦”“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但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在人格成长又对性有了一定的需求，本身性早熟的他有着比同龄人都要强烈的生理欲望和需要。 他喜欢清净，又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渴望真挚的爱情却又总是得不到，在日本生活后心境也变得越来越变态，窥视房东女儿沐浴，偷听草丛情侣约会调情，这些都是他性压抑的直接表现。
同时，他又是如此渴望爱情：“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3]24-25他这内心的独白说明他对爱情已经不存在美丑之别，唯一想要的就只是异性之爱，性苦闷不断发酵，他每日在被窝犯罪的次数都大大增加起来，开始热衷阅读一些情色书籍，也会去有妓女的酒楼，以试图排解内心性压抑的苦闷。
一边是对爱情的求而不得，一边是自身欲望的不断膨胀却得不到满足，导致性苦闷变成一个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后来他的审美取向开始发生一定程度的扭转：文中也提到了，最能引起他欲望的往往是拥有“肥白的大腿”“雪样的乳峰”的比较成熟的女人。 还经常躲在被窝里自我排解，哪怕他时常忏悔却无法将他自己拯救出来。 弗洛伊德说，人的心理活动是依靠体内的某种能量，当能量积蓄得够多时，就需要发泄出来，否则就会导致“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精神病，”[4]所以他的苦闷也变得更加深重，忧郁症也愈演愈烈，深陷灵肉冲突无法自拔。
(三)原欲下的政治诉求
在主人公情欲不断滋生和膨胀的时期，他却没能发现欲望排解的恰当途径，渴望爱情却总是无法坦坦荡荡，进而导致性格愈加苦闷。 于是，自身抑郁、外族歧视、报国无望、灵肉冲突等等困苦积压在心头，生活也越来越不快乐，与同学乃至家人的关系都近乎分崩离析，爱情也不得志，在这种种困苦下，郁达夫想表现的不光是性的苦闷，还有深埋于此的民族屈辱感。
当他与三名女同学偶遇后，自嘲道：“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3]24从他这针对事情下意识的反应和话语来看，就知道他一直在过分在意“弱国子民”这一身份，一直在无意识地降低自己的身份，贬低自我，身份不自信，但又有太多的不甘心，渴望“如花的美女”和“明媚的山河”，自以为回国就可以不再压抑自身欲望。 他一方面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无比怀念祖国的大好河山，认为回国才能摆脱受欺凌的困境，抒发自己的身体欲望，他也不止一次感慨希望祖国能变得强大以让他们这些留学子民真正抬起头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3]58
二、人格失调：压抑下的人格挣扎和崩裂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以及自身欲望的不断膨胀，主人公始终深陷“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之中。 他体内“本我”的强烈和“自我”的协调控制始终是无法合理调节的，《沉沦》主人公的伦理心态轨迹也由此得知：原欲觉醒后受本能的驱使，不断与封建文明和伦理观念抗争，最后在内心的不断煎熬下以沉沦自尽来终结人生的异常心态发展轨迹。 郁达夫重点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受本能冲动促使，但又受到传统思想抑制的复杂情绪，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他体内复杂纠缠和斗争。
(一)从“本我”到“超我”的斗争历程
精神分析批评理论表明“本我”是出于潜意识中的一个混沌世界，它是人们被压抑的本能性的，可能不被社会和世界容纳或允许存在的欲望，“本我”一向遵循“幸福原则”，即每个人从出生起身体内就有的心理沉淀物，它是人的感性的生命力、内在动力，但是“本我”的许多冲动和欲望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为了正常进行社会活动，只能不断压抑自己的部分本能，在不断压抑下“超我”便产生了。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是指人格结构中遵循完美原则的道德良知和心理理想部分，主导着人格结构，是结构中最理想化的部分。
简单来说，主人公对爱情和欲望都有强烈的渴求，这也成了他“本我”欲望的一种体现。 在私生活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他的“本我”欲望有所膨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种对欲望的强烈渴望即“本我”冲动在潜意识里不断流露。 然而这种觉醒后的“本我”在不断膨胀的同时却遭到以传统道德观念为主的“超我”的不断打压和抵制，这也是对自我意识的一种约束和拷问，那个时候的时代环境和人文观念等外界条件的种种制约以及主人公自身敏感怯懦的性格、与异性交流能力的缺乏，导致他的欲望无法得到释放和满足，这也导致了他走向抑郁和沉沦的不归路。
因为他不正常的伦理心态，导致他终日沉浸在无穷的自责内疚之中无法自拔，也正是因为本能的驱动，他不得不经常在被窝里“犯罪”。 “因为他是非常爱洁净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洗澡一次，因为他是非常爱惜身体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吃几个生鸡子和牛乳。 ”[3]33虽然这种释放能给他带来短暂的解脱，但也在事后加重了他内心的自责和恐惧，也加重了他的“青年忧郁症”。 这种忧郁症正是他“本我”长期被压抑得不到合理释放的真实体现。
人类的原欲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肯定也是人格组成的重要部分，但旧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人的欲望是淫秽邪恶之物。 所以《沉沦》主人公的心理重负在不断增加，从“自我”到“超我”斗争历程中，“自我”并没有按照“超我”的准则来行事，这导致他的心态也变得愈加动荡和挣扎。
(二)“自我”的三重焦虑
精神分析批评中有理论表示：“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 自我的作用是一方面能使个体意识到其认识能力; 另一方面使个体为了适应现实而对本我加以约束和压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5]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显示，正常的人格结构应该是“本我”“自我”“超我”互相协作、互相配合。 一方面，“本我”的原始欲望需要“自我”的管束，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这种约束来适应社会环境中的延迟思维，从而找到一种合适的释放方法。 十分重要的是，“超我”的行事准则与“自我”的经验记忆、社会体验不能有激烈的冲突，冲突过大便会导致人格崩裂。
在小说中，如果说主人公的“本我”欲望和“自我”针对的社会环境是协调的，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原欲的发泄也是合理的，那么人格结构失调的原因就是来自他出生成长的环境以及被传统道德观念浸染的“超我”在疯狂抵制。 小说中每当主人公欲望膨胀想要发泄时，他自身的保守观念便会不停苛责自己，训斥并妄图压抑自己的原欲，所以他才不能正视那些柔美的女性，通过酗酒自残的办法妄图摆脱原欲的膨胀。
他也用了许多例如“孤冷”“他近来闹得忧郁症更甚了”这些语句来表现自己不健全的人格，他眼中的世界都是带有歧视的、孤独的，他认为日本人都带有歧视色彩看待中国人，“世间一般的庸人在那里嫉妒他，在轻笑他，愚弄他”，连他的同乡、他的兄长都与他作对，这是否是事实我们可能无从佐证，但这能看出他在试图用其他人的不正常来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他的内心是十分情绪化的、歇斯底里的，有着几乎病态的自卑，他的“自我”都是在不断扭曲的，是在以“忧郁病”病人的身份探究自己内心的欲望和苦痛。
其实在《沉沦》中，主人公的“自我”最终也没能实现越轨行为，但就对于他的这些因为欲望难以释放的痛苦难耐而采取的变态的宣泄方式，“超我”也是不能容忍的，一直在打压惩罚。 在这种种重担下的“自我”便承担着三重焦虑：来自抑郁社会的焦虑不安、来自欲望无法排解的痛苦折磨以及来自“超我”的自我苛责。
(三)人格崩裂后跳海自尽
弗洛伊德也提出过人格结构崩裂会造成极大的问题，“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冲突——协调的矛盾运动之中; 本我在于寻求自身的生存，寻求本能欲望的满足，是必要的原动力; 超我在监督、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以保证正常的人际关系; 而自我既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并找到途径满足本我欲望又要接受超我的监督，还有反映客观现实，分析现实的条件和自我的处境，以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与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不平衡时则会产生心理异常。 ”[6]
死亡本能体现了憎恨和毁灭的力量，以及一心向死的欲望。 当它向外出现时，就成为破坏、破坏和入侵的动力，在这个时候，它不会伤害自己; 但当它受挫时，这个力量又会回到身体内部，转化成为一种自杀倾向。 弗洛伊德说过：“受抑的力比多的能量是十分强大的，当这种能量不能依照‘快乐原则’寻找到发泄和满足的途径以及无法得到升华的时候，这种本来是促使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能量反过来便成为摧毁生命的破坏力量，即所谓的死亡本能。 ”[7]
主人公的人格结构在不断挣扎后最终崩裂，也是从生的本能向死亡本能屈服过度的过程，从最开始对他人的恋爱(渴求“伊扶”和暗恋房东的女儿)不成，到强烈的自恋(和同学等周围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以及和兄长决裂)，再到最后的自虐(自我诘难、抛弃自我以及跳海自尽)。
纵观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一半沉沦，一半挣扎。 当他面对异国他乡的种种诱惑时他的种种举措，虽然是他内心想做的，却也是十分痛苦的，同时又觉得其所作所为是君子所不应为，所不齿的，但原欲的膨胀又让他不得不这么做，这就更加深了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而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传统观念在他脑海无意识的一种真实反映，他的苦难来自于他曾经信赖的文化，这也是他更深层次的痛苦，他最后跳海自尽，也成了传统文化背景下无意识驱动的必然结果。
诺尔曼·布朗曾说过：“人的心灵对快乐原则的趋向是无法摧毁的，而本能放弃的道路，则是走向疾病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8]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始终在不断斗争，仿佛一条线在拽着他不断沉沦，离快乐越来越远，他也试图不断挣扎，也始终赢不过“本我”过度膨胀的原欲和“超我”根深蒂固的传统封闭思想，性苦闷转化为性压抑、性变态，让他深陷浓浓的自卑之中，进而开始伤害自己，最后只能在自救无望的情况下走上死的不归路，忧郁症爆发并跳海自尽，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三、主人公的伦理心态：压抑下的沉沦和挣扎
纵观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从性情早熟到忧郁病加重，从心理畸形(偷窥、自残)再到最后的跳海自尽。 这个心路历程是复杂交错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沉沦的过程中是在原欲膨胀得不到满足导致人格结构崩裂，伴随着不断挣扎的孤独感和罪恶感进行的，他的心理疾病也随着小说进度而不断加深。 这也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下留学青年尴尬的生存环境和进退两难的生活状态。
(一)挣扎中的救赎尝试——“文化恋母”情结
《沉沦》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个有病态心理、具有典型青年忧郁病的中国留日青年，来到日本后，他的人格结构便不断失调，“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不断挣扎直至最后的崩溃，在选择跳海自尽前，他还曾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1]121
《沉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其中不可否认的是它使许多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揭示了人们心中被压抑的充满本能力量的深藏在潜意识的东西，即主人公隐隐表现出来的“文化恋母”，这本来深藏在作者内心，无意之间透过作品展露出来，这也是为了弥补在现实中所受的种种挫折内心无处宣泄的替代式补偿情结。
郁达夫从三岁后就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从他的自传中就能看出母亲在他心里有着不可撼动的从高地位。 当主人公孤身一人在日本求学，孤冷寂寞时，本就脆弱敏感的神经为了保护自己，便将寻求安慰和解脱的来源试图转移到母性形象上，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
为了安抚自己，进一步又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了祖国母亲的身上。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构成了中国人普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小说主人公在日本遭受轻蔑侮辱后，在极度孤冷苦闷的心态中，在用死亡意图唤醒中国人的情况下，这份情感升华为一种爱国精神也是正常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无法否认的。
最后小说中性苦闷的描写：第一是思慕女性，但不敢跟她们对视沟通，见到就呼吸急促; 第二是躲在被窝“犯罪”，事后却懊悔不已、责备自己; 第三是偷窥房东女儿沐浴，紧张忐忑总以为对方发现了他; 第四是偷听情侣在野外恋爱说话，他虽然兴奋但更多的还是苦闷; 第五是去妓院，却总是慌张逃窜。 虽然说“性”这一话题在中国文学中属于一个隐隐的禁区，但实际上在许多民间文学中都能发现这一主题的存在，郁达夫先生只是将“性”的美好与他心底最美好的恋祖国合为一体，是对“文化恋母”情节的印证，是具有十足的勇气和胆量的。
(二)挣扎和救赎——郁达夫的伦理心态
虽然对于《沉沦》主人公来说在不断挣扎后彻底沉沦，但对于郁达夫先生本人来说，他在挣扎，也在救赎自我。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先生在谈及郁达夫时说过：“他的气质中，既有巴甫洛夫所谓的胆汁质的激情与敏感，又常显示出抑郁质的孤僻与羞涩。 他的性格时而脆弱，时而坚强; 他的情感易于兴奋也易于消沉; 他的自尊心与自卑感同样强烈; 忧郁与旷达，卑微与豪爽混杂于一身。 ”[9]《沉沦》作为郁达夫先生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可以说是他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针对自己的伦理心态摇摆不定的叙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呈现了他在沉沦边缘的不断挣扎以及希望通过对国家的希冀来进行自我救赎。
对于郁达夫先生这类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较为先进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起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更让他们信服，从文中涉及到的大量外国诗歌比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On-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Ex-cursion)就可见一斑，但信服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行为总是跟不上思想的跳脱，所以当郁达夫先生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留学时，两国差异巨大的伦理观念深深的冲击了他，曹顺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比成“非性文化”，这与性生活开放的日本对比强烈，郁达夫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内心也是十分挣扎的。
“沉沦”这一命题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虽然这篇小说有着欲望化的黑色光辉，展现了主人公在沉沦边缘的不断挣扎直至失败，但抛开表面这些欲望、自虐等话题，可以看出他不仅是展示了那个时代混乱、污浊、动荡的社会环境，更看出他所期待的却是高尚神圣的救赎，并不是单纯的肉体欢愉以及精神空虚。 可以说，透过《沉沦》这篇作品，可以看出郁达夫先生挣扎、救赎的伦理心态，虽然他并未牢牢抓住救赎的稻草，但也给了当时时代的青年以启迪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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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精神分析批评来探析《沉沦》主人公沉沦和挣扎的伦理心态，原欲和传统道德的矛盾深深体现在主人公的心理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结构的斗争和挣扎，同时也展现了郁达夫先生在那个时代挣扎、救赎的伦理心态。 五四时代是旧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崩溃，新价值体系还未建成的社会，郁达夫等青年作家面临新旧思想的冲突与内心苦闷的象征，探讨伦理心态的失范是时代之必然，更体现着他们对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的真诚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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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炜玉 李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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