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侨捐教育，源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侨华人规模性海外移民对家乡的回
[摘要]侨捐教育，源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侨华人规模性海外移民对家乡的回馈。这种偶发、临时性的善举，因祖籍地的推崇变成长时段、习惯性和制度性的捐赠，对侨乡基础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海南万宁龙滚镇，经济并不富裕的海外乡亲，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情感归属以及身份认同，在经费筹措方法以及呈现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
[关键词]琼籍华侨华人;侨捐教育;制度;文化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侨捐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金钱的流动维持着与侨乡的各种交互动作与共同行为，这是连接彼此的一条重要的现实通道[1];保障宗族前途以及在总体上提高邻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身份转变为“华人”之后的捐赠只是给予一些传统上、感情上和慈善方面的协助[2];彼此认同的归属性特征构成的多重关系网络[3]。
从文化上的道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直系亲属、宗族、祖村再扩展到外部发源地[4];是一种长期的组织化和策略化的历史过程[5];从精神效能和社会资本层面分析侨捐文化功能[6]。华侨华人善款办教育，是侨捐流向中的重要领域，学界主要侧重于：数据资料整理与基本脉络整理[7];地方性研究及历史梳理[8-9]，其背后文化动因鲜有涉及。
本文将以海南万宁龙滚镇为对象，全面考察变动不居的时代背景下，侨捐办教育制度设计与其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模式。
一、海南侨捐教育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琼州”被迫开埠，海南开始规模性海外移民，南洋成为海外迁徙主要地点。捐资办学，是该群体回报故土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将以此为对象，进行相关研究。
(一)侨资办学基本情况
光绪十年(1884)创建的文昌罗峰书院(今罗峰中学前身)，“始由乡先辈云凤若联集地方人士、南洋侨胞，捐资兴办”，开启本土侨捐办教育先河。1906年清政府颁布《华侨学堂章程》[10]，受此影响海南华侨华人在所居地及回乡兴办新学不断涌现。乐会县“王文朝，以曾孙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貤赠资政大夫;王逢选，以孙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封资政大夫;王绍经，以子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封资政大夫”[11]。王氏三代人获封赠，便是因其后人王先树以华侨身份捐资办学、助学等贡献而获得殊荣。王先树主要贡献为：创办批局，解决海外银元运回风险，协助办学;20世纪30年代，以其父王绍经名义在乐会县立中学捐建图书馆一座。民国时期此项行为仍在东部城市继续。
据统计，1938年文昌中小学716所，80%为侨捐办学[12]，如：1921年，铺前溪北书院“经正楼”改建成南洋风格二层建筑;1927—1937十年间，罗峰书院因战乱校舍被焚而重建，“498名琼侨资助该校光洋7.68万元之多，建造大楼6幢，面积达3500平方米”;创办于1908年的蔚文书院(今文昌中学前身)，1927年在华侨帮助下搬迁，1929年春到1933年秋，校长詹行烍三次自费赴南洋筹款，“约有千名侨胞捐献光洋10多万元，建校面积达7000平方米”[13]156-158。
琼海亦有176间：1923年罗汉、王文明赴南洋，向琼东、乐会籍的同乡募捐叻币9000元，筹建嘉积农工职业学校;海南第一间幼稚园是1930年琼海中学在琼侨支持下在海口东门所设;1933—1936年，琼崖东路中学(今嘉积中学前身)先后易名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琼崖中学，扩建、搬迁均得到华侨捐助[14]。
另1931、1936年，南洋琼侨响应校长钟衍林倡议，两次捐赠30余万光洋扩建府城私立琼海中学(海南中学前身)，解决了学校照明用电问题，连闽籍侨领胡文虎也捐资13300光洋兴建体育馆、游泳池[13]158。即便在日本占领海南(1939.2—1945.8)期间，他们也不忘办学。1939年2月，大量海南人逃难到广州湾(今湛江市)。琼侨联合总会在硇洲岛办“琼崖难童学校”：凡是琼侨难童，皆可免费入学，接受教育[13]160。
今天的海南华侨中学，与海外侨资也有诸多关联[15]。1946年私立海南大学创办得到了王兆松、郭巨川等近百位华侨华人的捐款[13]160。1950年海南解放，1956年文昌创办华侨中学[12]，琼海创办嘉积、乐会华侨学校[14]，万宁办保定华侨初级中学①、侨办龙滚初级中学(万宁县华侨中学前身)[16]173，琼山创办华侨中学[17];1957年8月国务院发布《华侨捐资举办学校办法》[18]，激励华侨华人兴学热情，同年以侨汇形式办学达10多万元，1958年侨捐增至100多万元，其中办学部分占较大比重;1978年至1992年②，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捐赠款物近4亿元，多数用于办学，扩建各类校舍1400多栋，建筑面积142700平方米[13]160-162。
(二)万宁龙滚镇侨捐教育情况
龙滚镇地处海南东部、万宁市北部地区，南距万城镇(万宁市政府驻地)35公里，北离琼海中原镇9公里，东临南海，台风频发，面积152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5万[19]。境内的龙滚河流经博鳌与九曲江、万泉河形成三河交汇流入南海。琼海的博鳌港，成为东部地区人们下南洋、移民海外的始发港。据1992年统计③，万宁县共有华侨华人30.29万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约 60.41%。其中龙滚镇有11万华侨华人，为全县之最，分布在马、新各有4万和3万人，是海南著名侨乡[16]208。全镇17个行政村(186个村民小组)[21]277，自然村多为一姓一宗族或几大姓氏混合构成。
民国及其以前，办私塾是培养后生主要方式。生源多是本村学童，塾址多设祠堂或家室。光绪三十四年(1908)，“戎庙高等学堂”[16]102创办，侨捐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相继开办了20余所村小，将其从原祠堂搬离出来。教师工资等主要办学经费由政府财政支付，受地方财政制约，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校舍建设维修、课桌购置等，不得不靠当地群众献工献料及华侨集资解决。全镇所有小学均有侨捐，部分亦有香港同胞捐资。
1962年①经广东省华侨委员会同意将龙滚中学更名为万宁县华侨中学[21]285。1978年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互动频繁，龙滚地区规模性侨捐教育得益于此，仅1984—1993年期间侨捐教育金额达197万元[16]115。截止到2019年，该镇25所小学改建扩建教学大楼21幢、教室152间、宿舍92间，办公室、图书馆、教学仪器室等32间。同时增添教学设备以及校园绿化等，其中85%的资金来源于海外乡亲的捐助[23]。
二、龙滚镇侨捐教育背后的制度设计
毫无疑问，侨捐办学为龙滚基础教育良性发展、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推力。问题是，用于教育的海外捐款，在筹款、使用等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制度安排，值得探讨。
(一)募捐机构及其运行
倡捐、捐赠、修建学校，是侨捐办学的主要环节。前、后两个环节在祖籍地，捐赠则是在侨居国进行。为保障国内外信息畅通、提高办事效率，设置临时性、单边或双边募捐机构。其领导者，国内由归侨、侨眷、年长有威望者组成，海外则由侨领负责或指派。1920年代治坡小学在海外华侨支持下创办于该村祠堂，学生“像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读书”。乡民倡议改善这一办学环境，1951年马来亚、新加坡宗亲首次成立“建校委会”，设正副财政、正副文书、正副查账各1人、协理12人，团队人员达到18人，各司其职，具体负责捐款、建校经费使用等②。1984年治坡村成立治坡小学董事会③，为整饬校舍而联名驰函海外亲友。
海外华侨以“扶掖后进，人人有责为己任”，成立“募修治坡小学委员会”④，发动治坡、钦文、蓝田、秋岭四村海外宗亲捐款⑤。这种领导机构，在筹建过程中作用显著。河头小学，1952年校址设在村内王姓祠堂内，1973年强台风破坏后迁往行下村加砖坡园。1983年，两村认为成立建校筹备小组时机较为成熟，遂向海外发函，并委托新加坡侨领王琨负责发动。1973年宝树小学遭强台风摧毁，十多年内学生学习无定所。1984年成立校董会，发函提出迁址建校之想法，新加坡谢乙龙、谢门熙等负责统筹。另文曲小学有援乡教育基金会，旧村等建村小亦然[24]205-209。
(二)激励措施与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海南地方经济残破，外加台风等自然灾害不时侵扰，民生艰辛。海外捐赠在改善民生福祉中作用显著，而受到侨乡地区的推崇。于是，单一赈灾、临时性的捐赠义举，开始向多方位、常态化方向发展。然而，龙滚地区捐赠主体是实力不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华人。经费如何筹措，以下的激励措施，在激发捐赠者热情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镌刻芳名录，修建留芳馆
①1982年正月，河头行下公益事业募捐筹建委员会起草信函，明确指出“成功之日我们将选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立一石铭碑，将海内外乡亲们的捐款数目刻于铭牌之上，涂以金色，并撰写赞文以记之。”②镌刻芳名录是激励举措制度化的表现。在治坡小学旧址仍保留当年石刻建校教学大楼序，上面记载了新加坡华侨62人、马来西亚华侨59人及治坡村161人的名字，捐赠金额从4500新币到3元人民币不等，称“其丰功伟绩，堪称后人典范。谨泐数言，聊作雪泥鸿爪，爰将乐捐芳名镂志铜牌，永留纪念”。同样还有留芳馆的设立。1995年1月分界小学筹建小组致海内外同胞函：“新校落成后要设立流芳馆，凡捐资者在流芳馆里留有芳名。凡是村里乡亲外出工作人员，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捐人民币1000元者，裱像留念。”③1984年河头、行下两村“溯三十余载，逝去先侨，多次侨募，福泽故园，仁声广布，恒崇景仰，笃然垂敬”，政府特拨款援建留芳馆将捐资芳名铭誊“藉此鼓舞，发扬光大，共荣人世。”④
1988年新加坡籍梁永安、翁逢轩、李光龙各捐人民币5000元，为华侨中学合建流芳馆一间，陈列捐赠人的照片及姓名。1980年排园小学重建时，留芳亭2处亦为侨捐[24]208。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所有村小在重建时都做留芳馆相关布置，如治坡小学留芳馆前悬挂对联“治世江山怀赤子，坡园桃李竞芬芳”，巧妙嵌入海外赤子助力学校育人。
龙滚村小学留芳馆中悬挂了李城燕、李琼兰、李琼洋等先生画像⑤。文曲小学在校庆之时曾拍了一个时长14分半的宣传片《风光片：侨乡的一颗小星》寄予马来西亚、新加坡亲友观看，其中第13组镜头就是流芳馆、芳名匾、教室芳名、篮球场。同时配有画外音“体现着海外赤子的赤诚，流芳馆里的芳名匾上铭刻着他们的芳名。他们的名字将万世流芳。”⑥海外乡亲因故未能返乡参观自己捐赠的学校落成仪式，宣传片中的镜头是其付出得到了家乡认可证据。直至今日，所有撤并村小旧址依然保留流芳馆。
2.定项认捐，予以命名为了确保募捐实效，各村根据实际情形制订方案。达到一定金额即可以个人或者亲人名义命名，可以独立或者联名，联名可以二人至四人不等。1958年治坡小学捐款再建两间教室，其一是以“韩纪元先生教室”命名⑦，这是龙滚地区以认捐者个人命名的最早记录。1992年校长冯崇序去信新加坡商讨第四次文曲小学扩建事宜，据新加坡回信：“设计图中有10个小单位之房间或教室，以每单位暂定叻币伍仟元，任由各乡亲以纪念先人之名誉来认捐。
由捐款人来决定他(她)所要纪念之先人名字。此方法之认捐，可行性比较大，机会高，而且不大浪费时间。”①1994年分界小学筹款方案：“凡捐人民币5000元者，联名命名教室，三万元以上个人独立挂名。”②在走访龙滚村小学旧址时教室中，仍悬挂“李冠雄先生捐建”“李毓桂先生、李城洲先生捐建”“李琼轩、李城轩、李琼锦、谢汉书先生捐建”等牌匾。另有记载凤尾小学梁永安、林时卿各认捐一间教室;1982年文渊小学梁昆生认捐一间教室。定向认捐教辅设备、师生日常生活品。
如1981年华侨中学复办，许日强捐赠彩色电视机一台，郭远世捐赠丰田小车一辆、打字机及复印机各一台;1984年旧村小学重建，新加坡郭仁华捐赠彩色电视机一台;1992年新加坡林中义为大群小学捐教学楼以外，还捐赠宿舍、厨房各一间，打机井1口及校门、围墙等;1993年梁梅居捐建侨中校门及水泥路720平方米;1996年新加坡曾昭东、曾昭流兄弟为华侨中学捐割草机;1998年李城燕、陈玉熊为华侨中学捐发电机等[24]199-210。命名制度推行，既有尊重捐赠者个人意愿的实际考虑，也有账目清晰、监管透明现实需要。
3.政府肯定为了激发海外捐资助学热情，1990年代海南省政府、万宁市政府开始有意识给予褒扬③。其中龙滚籍华侨华人3人被授予省级“爱琼赤子”称号;1人被授予“万宁市特等荣誉市民”;2人被授予市级“爱乡模范”;10人被授予市级“爱乡赤子”称号[21]2-3。李城燕④于1989年6月逝世，1993年6月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率团访问新加坡时，亲自将“爱琼赤子”的牌匾送至其家中，表彰其在教育等其他公益事业的贡献⑤。政府以这一方式肯定捐赠者成就，彰显荣耀，旨在发挥其垂范作用。除了对捐赠个人授予荣誉，还有从省到县各级官员参加村小落成典礼给予肯定，如河头小学、水坡华侨小学、分界昭才小学、宝树小学等。另外作为官媒的《海南侨报》对谢门熙[25]、李琼洋[26]等有贡献的华人进行褒扬式宣传，也是政府肯定方式之一。
4.持续性资金保障设置教育专项资金，通过利息的方式确保家乡学校的持续发展，这一举措值得称道。专项资金来源一是以族产作为学校生存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文曲公司楼⑥，捐款10万元作为文曲小学建设教育专项基金。每年基金在银行所得利息，用于维持学校维修经费、奖学金等。时至今日，尽管该小学现虽已撤并，但此笔基金及利息仍存在银行，由冯崇序监管，专人做账，每年9月提取利息奖励高考上榜者。与此同时，凤尾村的海外乡亲出售新加坡公司楼一间，所得资金用于凤尾小学的日常运转。
二是个人名义专项基金。如澳大利亚华人梁梅居1986年捐赠5万元，由万宁华侨中学每年提取利息做奖学金[24]110;1993年该校将众人捐款结余利息1.8万元存入银行，年息2000元，列入今后奖学金使用[24]200;1997—2001年间，李会章夫人奖学金基金会每年提取家族存款2万元利息，奖励该校优秀师生[24]211。
(三)管理与监督
受捐学校多成立基金会和董事会，管理和监督侨捐使用。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在分界昭才小学校长翁泰东家找到保存完好的建校系列材料，其中经费表中内容翔实，包括总收入(国外、国内)、付出金额。付出金额一表时间跨度1994—1996年，类别多达100项，金额从买筷子3元到工程结算165242元不等。表格末页会计翁泰东、出纳曾海进签名确认后，交由董事长曾昭才签字“接受”。
另还有工程造价计算表等，整套程序资料记录完整。规章制度较为完善，如《文曲小学学校物资购置管理使用制度(1991)》《文曲小学学校财务管理条例》《万宁县文曲小学关于奖教奖学的若干规定和方法(1992)》《文曲小学奖罚条例(1996)》等。1994年《文曲管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总结》，通报经费划拨、历年华侨华人和群众集资款项以及资金流向①。
文曲籍新加坡乡亲对于教育基金使用也有明确要求：由家乡选出3名代表为基金信托委员会委员代为保管;只能领取基金之利息，以作维修和奖学金;领款人由家乡决定;每年可领取利息一次②。李会章夫人奖学金基金会委托李会东、林绍传和李崇政组成管理小组，符合七类要求的申请者在当年9月15日前提交书面申请及证明副本(如品行/荣誉证、成绩单、学校证明等)后，由管理小组进行审查和面试，并于当年11月中旬公布获奖名单。此外，各校也可推优，颁奖于新年前后进行，并邀请有关单位、学校及家长给予协助[27]175-176。
三、侨捐教育呈现的文化内涵
货币是侨捐的最初形态，当其以物化的形式(学校)呈现后，作为项目的捐赠程序至此结束。侨捐文化在此表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所依据的理念[28]。问题是，捐献者与侨捐教育项目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表达?呈现怎样的文化内涵?
(一)基于血缘地缘文化的共同理想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地缘是其投影，二者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29]。聚落而居，通过族谱、村规等礼俗建立起群体认同的组织，成员间建立起“自己人”身份认同，各据“名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龙滚宗亲、乡亲互相引带是向南洋移民主要形式，华侨华人血缘、地缘结社更强化了这一认知并增强了凝聚力③，迄今仍为各村公庙、同姓宗祠修缮以及拜公等仪式捐赠，以保佑与扶持海内外昆仲财途亨通、营谋顺遂。帮助祖籍地、教育同宗子弟、提升本族地位是海外人员自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过去龙滚地区互相询问小孩是否上学，都是问“你家小孩去祠堂了没有?”老一辈“去番”鲜有教育背景，多从事边缘工作，生活艰难。
兴学育才是实现宗族兴旺的通道，故该群体对后人教育尤为重视，从而演变成共有的传统。侨捐教育作为制度化、规定化的项目，用于维持村庄、社团中固有的关系。1929年由宝树联合会和谢氏公会组成“星洲南洋谢氏总会”，1994年改名为“新加坡谢氏总会”，宗族文化早已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清末岭上园村在谢氏宝树宗祠内办私塾，1952年转为公办“岭上园村高级小学”。1984年新加坡华人提出迁移学校到光荣岭脚下，并开始募捐建校。
1985年新的教学楼落成之后，遂向万宁市政府提议，更名为“宝树小学”(有《滕王阁序》中“谢家之宝树”之意)。华侨华人与家乡同姓同宗之间，虽然远隔重洋，但由血缘而来的群体认同始终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此番易名重拾宗族堂号，也是为了子孙知晓自己的来龙去脉，回忆祖先曾经的荣耀。这既是一种对祖先保持记忆的表达，也是一种家族共同体意识，更是一种对家族生命生生不息的意识，尽力维持家族的存在与延续。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侨乡“小传统”道德逻辑中，财产越多、权力越大、越有资源的人越有能力为社会负起责任。
“一方面，坎镇移民需要延续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士绅传统，承担起为家乡源源不断地给予侨乡以文化馈赠;另一方面，侨乡对于给予文化馈赠的移民有着社会地位补偿的承诺。”[30]这种基于道义基础的社会地位补偿关系，与龙滚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治坡村归侨及侨眷与华侨华人，一直将建校作为他们的共同“理想”。新加坡的韩庆光最具代表性，建校时捐赠4500元新币，为众人之最。早年大嫂卖牛送韩氏出洋，后经营食阁档口，靠勤俭积累薄财。
因为食阁的工作手停口停，维持不易，故也不常返乡及参加建校庆典活动等，甚至不介意家乡父老知晓他在新加坡的真实情况。与“以有意无意的炫耀方式向家乡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侨乡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声誉补偿的目标”[31]，具有明显的不同。韩氏慷慨义举，究其原因主要是募捐者韩田畴充满“人情”地游说：“虽然你不在家乡了，可是你的同族兄弟姐妹还在那里啊。为了让本族后人不要像我们一样背井离乡，我们该群策群力，慷慨解囊。”④
这种馈赠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情感与心意，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宗族共同体想象，使其始终不忘自己作为宗族一分子。所谓名分，“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之间之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32]以韩庆光为代表的华侨华人，仍牢记着宗族成员之“名”，并自觉不自觉地履行应尽之“分”。此外，还有120位与他在新马处境相同，但捐款金额不多的华侨华人。
治坡村不分金额捐赠多寡，将所有乐捐芳名镂志铜牌，悬挂于校园内永留纪念。是年，河头小学落成，新加坡、马来西亚人均捐款分别为402.9元新币、258.3元马币，见图3。制作芳名录这种激励并无强制力量，其内蕴的传统文化动因才是捐赠的持久力量。除却血缘地缘的关联，共同特质、需要、价值观等也是凝聚全村的基础。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侨捐教育使群体中每个人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感。
龙滚文曲小学也经历多次重建。该学校曾于1982年遭遇强台风，校董会成员马来西亚归侨冯绍坦与新加坡侨领陈传章书信联系，商量重新建校大事，后交由校长冯崇序负责①。当收到来自家乡请求时，华侨华人积极响应，此次重建“比前两次提高新的规格和水平，即被普遍誉为‘小巧玲珑’的美称”。1992年该校被评为海南省“校容校貌二等学校”，1993年万宁县“文明小学”。这一成绩和荣誉完全归功于文曲村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②。
马来西亚、新加坡积极发起募捐的多为从家乡南下的第一代，但共同的理想同样存在于一些移民二代中间。此前冯崇豪与家乡关系并不密切，自身财力有限捐赠较少。因负责国外筹款活动表现积极，受到乡亲赞誉。冯崇豪深感愧疚：“真抱歉，弟对于家乡和学校一点贡献都没有，却沾了一分光，实在有愧于心，请原谅。……弟认为有这些热心的乡亲和在家乡的亲人同心协力，各尽所能，无私的贡献是文曲村的福气”③。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在筹款中占据重要因素，侨捐教育重塑海外宗亲长期、稳定的情感依托。
期间冯氏兄弟始终保有对宗族关系网络的群体认同，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员，并热心于履行相应之“分”。学校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传达出的人情是不可让渡的。学校落成即为共同理想形成之时：“文曲小学有今天之骄人成绩是学校、校董、校长，所有师长和学生还有在家乡各乡亲之努力，和想办一所完善之学校的概念有关。在大家同心协力之耕耘下，才能开出美丽的花和实惠的果子。”④在一荣俱荣的整体格局下，在外人(村)面前，个人的捍卫也让“大我”(全村)有面子。
万宁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地缘性组织是以乡、县(市)、省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团体，很多人参加一个或几个社团，现马来西亚就有五个万宁同乡会[33]。若圈囿于龙滚地区，则局限于建立各自的村小。然而，无论横向递推还是纵向延伸，根据“一个镇只办一所初级中学”的原则，构造立体的升学网络，打造在万宁地区知名的中学又成了全体龙滚籍人士的共同理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筹办龙滚初级中学至1996年，海外共捐款300多万元。
1962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校名“万宁县华侨中学”。随后几次变更，1980年恢复原建制，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为该校续题校名[21]285。这样的殊荣及后期办学成功，不仅在万宁地区，乃至海南省都是罕见的。
(二)增加捐赠者声望
“自我实现”“获益交换”“群体归属”“信任”“真实”[34]是人类至少具有的五种交易需要。理性的制度设计一定是互惠型，赋予合作的力量。以曾昭才⑤为代表侨捐教育，明显倾向于“自我实现需要”，在捐赠过程将正面信息传达给社会，增加声望，以此得到满足、激励，产生承诺。1994年分界小学重建，归侨曾海进给其马来西亚叔父曾昭才去信提出募捐建议，并推举其为董事长。是年11月，曾氏返乡率先捐资10.4万元，共同募集24.6811万元⑥。
为表彰曾昭才的突出贡献，1996年3月，万宁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将“龙滚分界小学”校名更改为“万宁县分界昭才小学”⑦，这是龙滚镇唯一一所以个人命名的学校。曾昭才捐赠的动机爱乡、爱教育毋庸置疑，但作为在马来西亚有多重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作为一种道德约束他必须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捐赠金额是华社中最多的。这样他才能获得所在华社的认同，巩固之前他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并在彼此共同的荣辱经验中，通过呈现自己的慷慨与实力，获得众多的追随者，方便继续拓展事业版图。
曾昭才担任校董会董事长期间，很多文件均有其签名加以PIS后缀。可以看出曾昭才特别看中这个奖章，这是在异国他乡出人头地的体现。儒家思想中“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华人发达后必是衣锦还乡。“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原本商人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里排在最后。而在分界昭才小学落成典礼上，曾昭才的名字排在了时任县长林玉权的前面①。能得到政府的官方承认，这样高标准的回礼是地位与权利的最大体现。
增加捐赠者声望且有主观意愿也有被动形式助推。“立德、立功、立言”，人才能“死而不朽”。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核心，也就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三不朽”就是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三不朽”的最大之“德”，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更是以造福生民和后代为最大德行。李城燕先后为万宁县华侨中学、龙滚中心小学、龙滚村学校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捐款30余万元[21]31。生前低调行善，身后极尽哀荣，1992年被海南省政府表彰。1997年2月其妻韩春梅捐款20万元助建万宁大会堂，其中一厅命名为“李城燕厅”[24]95。
(三)情感寄托与孝敬补偿
“孝敬馈赠象征着基本的人伦关系，它的实践也较为固定，互惠的或者说‘报’的因素也最少。”孝敬馈赠情义参半，多表现为情感的交流[35]。早期的华侨华人下南洋都是男性只身前往，无法侍奉双亲于膝前，只能通过侨批委托在乡妻小、兄弟或者乡邻照顾。待到取得一定成就，多数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在传统的中国和华人社会，一直宣扬以“孝道”治天下，这不仅仅是重要的家庭规范，也是人际交往中的参考依据。不孝之名会带来千夫所指，受到群体性的孤立。该群体在具有一定能力和相应的机会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孝心，馈赠养育之恩。
前文提及的1992年文曲小学“孝敬”筹款方式，最终陈传章以其先人名义认捐一间，冯廷其父子认捐两间，冯廷仁、冯廷伍兄弟以其母亲名义合捐一间。“中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而事实上是人与超自然存在之间的——行为的回应(喜爱与憎恨，奖赏与惩罚)应当像因果关系一样确定，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行动时他自然地预期某种回应或回报。”[36]在世时未得到孝敬的老人，在去世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情感的弥补。华侨华人认为逝去的父母能以无形的方式和他们在一起，这是有意识努力保持对父母生动记忆的结果。为父母及先人显名是孝敬的另一种体现。
四、余论
相对广东五邑地区和福建、浙江部分“中兴”的侨乡，北京、上海“新生”侨乡[38]，海南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日渐衰落”[39]。同时侨乡的衰落是在无偿性社会文化馈赠没落后，再次尝试在祖籍地进行盈利性跨国实践并没有如期成功所致[40]。学者对侨乡社会变迁，及与华侨华人之间的互动往来进行了多个方位的分析，但过往的研究，习惯于将华侨华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群体构成的复杂性。在参与侨捐的过程中，其动因存在着多重构建。龙滚镇捐赠的动因与有别于其他侨乡，带着强烈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征。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情感归属以及身份认同，通过制度设计与情感联结叠加互动，展现出吸引的价值。可以归结为需求上的一致，共同理想的维系、增加声望和情感补偿等方面。随着中国崛起，海南侨乡教育资源整合，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持续加大，侨捐教育的闭环流程从建校“需求”开始打破。海外第三代四代华人已融入所在国，形成新的社交圈子，“赠予”和“接受”的过程自然也不复存在，龙滚地区亦不例外。
由于出生人口变少，加上经济改善，人们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各村大批儿童开始转到中心小学或追随父母到城市读书，本世纪初各村小学开始大量撤并，目前仅剩下龙滚华侨学校(九年制一贯教育)和治坡小学一所村小。作为海外亲人与村民“共同理想”的侨捐教育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成为侨捐没落的一个缩影。当侨民个体由华侨向华人转变，评价标准由祖籍地向移居地转变，加之老一辈过世，新一代已出五服，地缘血缘共同体的想象难于为继，侨捐教育最初情感底色之“身份认同”便被打破了。
海外华人与桑梓的血脉联系逐渐淡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构筑新的“文化认同”，重新思考受赠者与捐赠者的角色定位、互动交流的形式，培育既有民族特色又适应时代潮流的互惠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现代海外华人与祖籍地的情感联结，需要大家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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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晓静1，2，张晓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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