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当前对新一轮自然科学技术奇点的加速来临而推动产生的模拟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通常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威胁论的两种对立倾向。前者完全直接将机器智能当作中立性的生产工具，强调其自身工艺的不断提升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生存困境难题。
当前对新一轮自然科学技术奇点的加速来临而推动产生的模拟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通常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威胁论”的两种对立倾向。前者完全直接将机器智能当作中立性的生产工具，强调其自身工艺的不断提升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生存困境难题。信息学家弗洛里迪、库兹韦尔为此乐观看待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与大数据等技术在社会现实中的普遍交互应用，宣称它们势必以指数级的速度再造一个持续改善人们生产生活的虚拟世界。“人类和机器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人类的认知能力也正在向机器输送，所以许多机器已经具备了由人类智力逆向工程发展而来的性格、能力和知识。”[1](P288)
后者则浪漫主义地否定新兴机器的伟大文明进步作用，提出退回到原始落后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才可以及时摆脱技术的现代性发展带来的对人在世界万物中的主体性社会地位的价值挑战。例如安德斯以“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科技前景隐喻，指明曾经征服自然的人类如今已经不如作为其创造物的机器，成为有系统性缺陷结构的“过时的人”。赫拉利阐释技术应用导致人的存在方式从“智人”到“智神”、从“动物”到“上帝”的革命性巨变，认为数字算法的入侵将使大多数人沦为沉溺游戏的“无用阶级”。而依据马克思澄清的关于机器产生背后的历史性质、机器使用的特定社会形式等重大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上述技术革命图景中表面两极对立的解读模式在深层内蕴的思维方式问题上又是两极相通的。
二者尽管分别坚持互不相容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客体性原则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实质却都在于将机械发明视为非历史的、非社会的纯粹科学技术。“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2](P508)不同于古典时期人对上帝等“神圣形象”的依附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形态历史性地转化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但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资本与科学技术隐秘“共谋”，进而也涵盖着工人在机器系统的创造和运用中主体身份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丧失的内在演变逻辑。“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P59)因此，自觉激活马克思技术批判哲学在当代人工智能热潮中的独特历史性视角，不仅能够主动划定同排除社会关系的“技术中心论”、同漠视自然因素的“人类中心论”等的理论差异，更是全面推进马克思确认的工人阶级真正作为机器大生产中认知主体、权利主体与欲望主体在智能时代发展进程的实践价值。
认知主体与“非物质劳动”的替代性选择现代机器技术首先是促使产生并悖谬性地异化宰制人作为理性认识自然对象的认知主体的社会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区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各种经济时代的显著标志，“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P210)。而正是以机器取代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历史性变革来适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工业革命阶段。
在此，人们亦不再将自然理解成循环实现自身特定目的的有机体，而是把其当作能够利用技术改变的、没有质的区别的物质世界。“也就是说，它的变化及其过程不是由终极因而是由动力因造成并引导的。”[4](P114)时至今日，这种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逻辑依旧是支撑人工智能繁荣进步的重要信念。然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能力的增长，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支配权力也在不间断地同步扩大。“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5](P9)所以，新时期机器既促进又消解人揭示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剧烈矛盾，构成了人类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当前信息文明中所面临的特殊生存困境。
严格意义上，人们在使用手工工具的农业时代处于受自然力控制的被动位置。与人类早期这般低下的技术手段相一致，单个人唯有依附于城邦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才能占有集体劳动成果去维持生存。故而，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呈现为主人对奴隶、地主对农奴、君王对臣属等的直接统治。封建社会末期产业资本主导的物质生产过程则是进一步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分解成同一工场内手工业者相互补充的局部操作。即单个工人并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是必须经过所有工人之手的最终劳动产品。
所以，倘使说工人会利用劳动工具符合这种主观分工原则指导的特殊协作过程，那么这种生产方式也就事先迎合了只能依靠生理器官推动工具有效运作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界限。与之相对，工业时代工厂组织形式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断运用机器增强人自身进行商品生产时有限的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2](P483)
就此而言，科学发明直接消除了工具设备中必须“上手”的技能性。马克思借用英国哲学家尤尔的表述将其赞誉为人类有意识地破解自然奥秘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铁人”。显然，在机器技术的鼎力帮助下，人们逐渐从之前纯粹适应自然来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禁锢状态中摆脱出来，并真正成为与其他依据所属物种固有的尺度本能性生存的动物截然区分开的独立个体。
但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将熟练劳动还原成简单劳动而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同时，还会使人变得必须按照技术设备的工作原理来控制生产过程的速度和强度。于是，原本终生能够拥有一种专门操作技能的手工业者，现在则以“活的附属物”的单调形式去永久服侍机器的运动节奏。在技术哲学领域，这种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结构的客体技术对人的主体身份的侵占被称为“技术异化”。作为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拉·美特里充分继承并发扬了现代社会初期取代万物有灵的目的论宇宙观的机械论世界观。
在他看来，人和所有动物一样都只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属性区别。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体“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6](P54、55)。
这样，无论人的身体运动，抑或人的心灵运动，都只是物质的机械运动而已。而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中，“人是机器”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植根于机器的使用方式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转向了为资本家获得利润服务的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7](P588)所以说，劳动在工业生产中就不再表征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的人作为“类存在物”改造外部对象世界的自由自主本质。它被异化蜕变成了维系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致富手段。
用尤尔在《工厂哲学》的精辟说法，这是资本家有意识地借助机器对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等劳动能力的全方位操控。一方面，机器是替代劳动者“身外”之“双手”的“机械怪物”。资产阶级面对劳动力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律对现代工业特有的活跃、繁忙、危机和停滞等周期发展需要的实际限制，加快提高技术创新的变革步伐。流水线式的泰罗主义标准化管理随时都能用低廉且众多的妇女、儿童取代成年男性劳动者。由此，大大减少了劳动力供给稀缺对保持利润增长的市场压力。而事实上，工人的这种相对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就业劳动者游离成失业或半失业的方法造成的。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长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承认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摆布。”[2](P733)这类“产业后备军”主要呈现为三种人口废弃物的形式：第一，因年龄增长不符合特定生产部门雇佣要求的流动人口;第二，孤儿、贫民子女等迫于生计由农村涌向城市工作的潜在人口;第三，居无定所、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作为工业牺牲者的停滞人口。可见，机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再生产创造出时刻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他们充当资本家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殖目的的必要人口杠杆，为其不断变化的经济演进阶段贮存取之不竭的劳动力“排水渠”和“蓄水池”。
另一方面，机器是替代劳动者“身内”之“头脑”的“能工巧匠”。大机器生产成功实现了将劳动对资本的关系从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形式从属”到如今的“实际从属”的过渡。形式从属意味着只是将古典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转换为雇佣劳动关系。工人技艺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占据主导性地位。实际从属则象征着资本已经完全渗透到使管控人脑的精神驯服层面，“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P743)。
在针对工人个体的规训生命意义上，由于劳动者出售给资本家的只是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权，资本家约束工人的组织纪律就集聚于工厂内部。岗前培训、操作流程、作息时间等各种细致入微的生产生活规定，独断地克服工人自身主观条件涉及的同机械装置节奏不相符的偶然因素。而在消解整个劳动群体的革命意志层次，机器体系的“去技能化”使过剩人口发挥着瓦解工人阶级的联合团结的策略作用。具体来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极大提高，现代工业生产对劳动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应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对抗性矛盾，被意识形态性地遮蔽为无产阶级内部“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的激烈就业竞争。换言之，资 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将阶级问题虚假地呈现为劳动能力高低的职业技能问题。
20世纪以来模拟人类思维认知能力的人工智能，再度使“人手贬值”和“人脑贬值”的主体异化情形淋漓尽致地升级到“机器是人”的危险状态。弗洛里迪在《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图灵革命是继哥白尼日心说革命、达尔文进化论革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革命之后深远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第四次革命。
它在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并非万物之灵长、意识难以清晰且纯粹等三次挑战人类主体中心地位的自我认识革命的坚实基础上，再次里程碑式地颠覆人类在智能领域保持的信息处理优势。从认识的来源角度出发，当前人工智能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技术路线：符号主义人工智能引进物理符号自上而下地为客观世界建立思维模型;联结主义人工智能通过神经网络运行模式自下而上地模拟人类认识进程;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基于智能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耦合机制处理即时的情景反馈。总体来说，机器智能的工作原理均是通过延伸人类大脑的理性主义将规模庞大的信息问题分解成单个的算法。因此，“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8]。
阿尔法狗、自动驾驶汽车、远程医疗医生等在某些专有领域的超强信息存储、运算处理和深度学习能力，正是人持续创造新的技术来获得主体性解放的价值所在。致命威胁之处在于执行人为嵌入指令的机器能否获得自主反思的自我意识。因为意识世界的开放不但意味着工人劳动能力的通盘退化，甚至会导致机器对人类作为唯一理性认知主体的僭越。当代认知资本主义流派改造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概念，试图把握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时代以“非物质劳动”为轴心的新型生产关系。
他们吊诡地发现，伴随马克思预言的知识对象化为机器体系的科学力量一起到来的，并非劳动价值论失效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崩溃的革命图景。在今天，一般智力已然成为普罗大众认知能力整体提高的突出特质，并担任后福特制模式中商品生产和市场消费之间信息交流的思想素质基础。这样，现代社会的劳动组织不再局限于四周围墙所阻滞的旧式工厂，而倾向于根据信息循环运行横跨整个社会空间。拉扎拉托借此将后工业社会的这一新生产模式界定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9](P139)。它指向两个不同维度：
其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人劳动必需的直接技能变成计算机的管理技能;其二，资产阶级曾经主宰的艺术标准、消费时尚、公共舆论的特权领域已经普遍化为大众活动。可见，当指认创造信息、知识和人际关系等非物质产品的非物质形态劳动正在推翻传统劳动模式的霸权地位时，遵从的并非经济统计学的量化指标。就全球生产分工而言，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数量上占据社会重心。然而，关键在于，非物质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彰显生产效率的绝对优势，并且决定了其他劳动方式的发展趋势。
因此，置于这种建立在智能基础之上的新的劳动关系，生产和生活、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区分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当前资本隐蔽操纵工人肉体和意识的奴役现象，哈特、奈格里借用福柯“生命权力”的经典术语批评拉扎拉托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遗漏了涉及人际交往的情感性劳动。他们发现资产阶级的最新统治秩序已经像福柯勘定的不再表现为君主随意处死个人，即关注“怎样活着”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定向。很明显，所谓生命权力就是指生命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臣服于国家权力的精心控制。
同样，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中，超越传统领土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帝国也通过对生命的层层管理扩大其内部结构现存的等级差异。“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般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10](P25)作为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它能够在其不断向外拓展的市场空间中合法创造出更多的无产者，并将其不可抗拒地纳入整合到资本全球扩张的利益链条。鉴于此，非物质生产劳动尽管披上信息社会开放进步的文明外衣，实则以突破时空束缚的协作形式而更具野蛮侵入工人生命深处的自主灵活性。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技术催生的“诸众”就成为哈特、奈 格里寄望于消解帝国主义同质化逻辑的革命主体。不同于以雇佣工人为核心的传统无产阶级，这种新的反抗力量“是不论身份或财产，以杂多性内嵌在社会生产机制中的群体，因为主体性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生机勃勃”[11](P28)，故而能够在消除身份等级制的前提下去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总之，机器技术的发展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物质劳动变革为非物质劳动的同时，也在进一步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愈加有效的管制工具。这不但表明机器的运用并非完全中立的，相反具有特定的社会制度性质，而且对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是否仍符合当下信息时代的客观情势提出了严肃的疑问。
权利主体与技术政治统治的“无用阶级”当人类被确定为能够利用自然规律改造物质生产世界的认知主体时，科学技术也正在同样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推动形成权利平等的交往活动规范。在这一存在方式的界面上，人们需要遵循的行为标准不再单纯是外部自然必然性规律，还包括各种天赋权利应当得到等同承认的政治准则。“现代自然科学、非目的论的自然科学崛起了，并且从而摧毁了传统自然权利论的基础。”[12]
(P169)列奥·施特劳斯通过考察权利观念的历史起源，振聋发聩地标识出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提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平等作为公民民主参与公共生活的四种基本自然权利。依照这种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契约论理念，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成功迈出了推翻封建等级压迫和宗教神权桎梏的一大步。但它却只是“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13](P25、26)。也就是说，工业文明仅仅解放了部分拥有资本权力的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
结果，技术的合理性突出地异化为资本家维持并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新型社会控制形式，即一边把古典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转换为商品经济中不同公民间地位平等的权利主体，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无产者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去维护当前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归根到底，这是机器技术图景中自动化的生产管理制度成为统治阶级的极权主义工具，冲淡了工人要求彻底摆脱奴隶状态的政治觉悟。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似乎以劳动分工形式呈现阶级划分的总体逻辑：智力劳动者隶属统治阶级，体力劳动者归于被统治阶级。但在马克思看来，智力与体力都是人类共有的生物属性。
二者之间的比重区分仅仅影响生产劳动的表现形态。它并不能推翻劳动者以雇佣工人的身份出卖一切劳动能力而为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服务的奴役地位。《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4](P34)由其可见，不是智力作为阶级划分的主导标准，而是阶级作为把握智力的社会功能的重大依据。不同智力的人是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迥殊位置，才被区分为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成员。
同理，生命政治学的思想谱系对应的非物质劳动依然是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它既未改变劳动者作为商品存在的物化属性，也未推翻抽象劳动仍是创造价值的根本来源的实质特征。所以，这种所谓“知识价值论”的转型依旧是资本无偿占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突出印证。“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15](P230)
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化的双向规训引起的“知识无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在1893年《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忠告“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与“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共同摧毁资本反动性统治的历史使命。“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6](P487)简言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人类解放进程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应当将工业革命前期朴素自发的零散斗争自觉置换成集体反抗资产阶级制度压迫的浩大革命运动。
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大规模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是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地抵制工业革命的机械技术。他们将机器置于全面破坏人类传统生活方式的对立面，认为技术的无限制发展是以取缔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却极富远见地指出这一切都只是资本家为了转移劳动者对其憎恨不满的狡黠诡计。真正的矛头并非在于节省必要劳动时间的搓条机、梳棉机、走锭纺纱机等新科学发明，而在于资本占有它们去模糊阶级矛盾和镇压工人罢工的社会运用性质。
“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P493)如今在人工智能时代卷土重来的新一批“卢德分子”一般被用来指代那些坚定反对数字技术的各阶层民众。这里预先假设了当智能机器在处理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事情中都能完胜人类时，人类为了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就会让机器替自己作出更多的决定。到那时，人类将变得越来越依赖机器，甚至命运轻易受机器掌控。
比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着力刻画了随着人工智能将劳动者挤出就业市场，权力就很可能集中在拥有智能产品终端控制权的少数精英手中。与之对应，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再是社会生产系统运转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就会在任何领域都显得无用而多余。“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7](P293)遵照上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权利成果，“无用阶级”之“无用”清晰地映射在四个维度：通讯技术监视生命活动;智能生产拉大财富差距;数据算法损害公民自由;生物工程加剧社会不平等。
首先，现代国家时刻监视和管控个人的生命活动。信息时代人们的一切社会交往多是以电子设备为传播媒介。随着通讯技术全然切割自然空间为网格化的透明场地，任何人都随时能被覆盖每一个角落的探测仪器纳入被定位、被观察甚而被打击的不间断操纵范围。这样，机械装置趋于取代古典政治哲学的契约论，成为“利维坦”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国家机器继而通过数字化系统追踪个人在线上线下的所有行为轨迹，反复对其宣传灌输认同现存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18](P63)究其根源，它模仿了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派为保持荣耀上帝的恩宠目的而无微不至地克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非理性冲动。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正是将工具理性的劳动标准也渗透到其他生活领域的祛魅世界。结果人则不断丧失意识和肉体的生命特质，抽象化为处处符合极权社会“理性人”要求的匿名工具。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所述的，“技术座架”不仅在“做什么”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对于人的行动作出了细致入微的驯服性规定。
此外，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的人”、边沁主张的“全景敞视监狱”、斯蒂格勒强调的“系统性愚蠢”也均是在指认生活于技术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生命活动所陷入的危险境地。其次，智能生产更广泛地排挤工人劳动造成新的财产分配不平等。“无用阶级”的自然生命之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被人为地赋予“有用”和“无用”、“正常”和“不正常”之分，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家为获得高额剩余价值而想方设法地节省劳动力成本。库兹韦尔、赫拉利等人工智能学家在此的思想误区就是未察觉到过剩人口被无人餐厅、无人超市、无人工厂等排斥的资本诱因。他们声称虽然同等工作量需要淘汰诸多旧职业，但其他部门异军突起的新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在增加。
这同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耳等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进行辩护相类似。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们而言，机器在排挤劳动者时总是会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佣那些被抛到就业市场外的工人。而针对这种歪曲劳资对立关系事实真相的“补偿理论”，马克思提纲挈领地批评道“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2](P507)。
当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成为工人本身的强大竞争者，就不仅使工人由于缺乏工作机会而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而且使那些掌控初级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也沉重地压低工人收入。因而，自动化技术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比它取缔的多，并且有可能使劳动者更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再次，数据算法的歧视偏好损害公民的政治自由。
表面上，智能算法是建立在尊重公民知情同意权的理念基础上，为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去优化资源配置服务的。政府机构则凭借这些海量数据改变传统威权型治理的独断模式，迅速提升了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行政能力。然而，相比目标明确、职能单一的科技巨头企业，政府在技术创新、人才储备和数据采集等多方面有所滞后。
随着越来越完整的算法体系被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它为政府提供的数据治理的服务效率越高，干扰国家秩序的能力也就越强。依托大数据在信息采集、处理、决策等运行方面的精确性技术优势，资本家特殊的利益诉求可以轻易地被智能机器包装成普世价值。“公众和私人舆论一方面普遍接受这些谎言，另一方面又压制其中的异己因素。这种语言的传播和影响是社会对自身各种矛盾取得的胜利的证明;它们在不危害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19](P72)
广大群众的自由程度则被动限制在信息平台左右的实际能选择的范围内。例如脸谱、推特等新兴社交媒体有计划地将筛选过后的竞选数据推送给信息链末端的个人，无时无刻不洗刷着选民固有的政治倾向。这样，带有开发人员偏见的“算法黑箱”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裹挟，正有计划地影响着国家选举的最终结果。最后，生物工程的基因干预再升级人类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生物技术是涵盖遗传学、化学、计算机等在内的综合尖端科技，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操纵乃至改造遗传物质，来修复自然身体的结构性缺陷。
但一旦判定生物也是数据算法，就等于拆掉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围墙，也将人从生物种类层面撕裂为精英阶层和低等阶级。各种神经类药物、器官移植等定向改变身体功能的医疗突破，固然能够有机会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可疑之处在于，这些新兴基因工程对当下没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享用的。掌握巨额财富的资产阶级群体甚至声称毋须浪费大量资源为无用阶级维持基本的生存水平。他们主张应该充分挖掘智人现有身体结构中的生命潜能，让部分人通过生物化学技术重新打造的基因密码升级为比原来自然人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的“超人类”。
如今经由改善胚胎质量、重组基因片段等各种细胞干预技术，少数特权阶层已经渐趋成为健康、外貌、体能、智力远高于常人的“超级赛博格”。这就摧毁了自然生命并非不平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根基。在这种传统的人本主义视域中，不同人虽然存在先天禀赋、财富收入分配等的差异，但仍然有生命值得平等对待尊重的社会价值。
确实，过去神圣的人类在21世纪成为数据主义的一种医学设计品，反而使人之为人的自然权利面临着彻底翻转的两难困境。整体而言，机器技术的政治统治逻辑不再像旧的封建权力建立在神权压迫的专制奴役基础上。代之而来的，是创造保障公共领域的主体间权利平等的公正性假象。以民主社会中阶级对立消亡的意识形态灌输为重心，当代智能社会强有力地窒息了无产阶级要求暴力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革命性方案。
20世纪以来，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群体就不仅未能有效组织任何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反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逻辑同化为“无用阶级”。但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观之，人工智能之所以依然排斥无产阶级，却仍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绝对对立。毋庸置疑，只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一直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机器对工人的这种排斥就一定会不断延续下去。
“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挑战，除了有违于历史事实之外，还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理论性质……对于两大阶级对立模式能否解释现代社会现实，不能仅从纯粹事实的角度去理解。”[20]据此，无产阶级的直接存在取决于被资产阶级隐秘控制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而自我意识到这一被剥削地位的辩证本质，必须将后工业社会历史性生成的通讯技术、智能生产、数据算法、生物工程等间接性事物关系还原为技术异化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统治-奴役”的人格化关系。
在机器化生产的现代社会，随着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理性改造自然界和建立权利平等的民主社会，人自身的消费需求意识也发生了“去神圣化”的重大转变。它要破除宗教信仰时期人们孜孜不倦地以上帝救赎为最高目的而束缚个人物质需求的禁欲主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庞大堆积，就使每个人都成为需求能够得到普遍满足的欲望主体。而当前与智能“共谋”的数字资本主义更是利用机器视觉和图像技术营造的大数据的“意义世界”，产生出被网络所牵制的虚拟化需求。这种被完全解码的膨胀欲望在解放人的自然本性时，不断行使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政治职能，制造出信息时代劳动者已经自由解放的意识形态幻象。
正如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一的《认同的力量》中所述：“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围绕这种新的权力，社会组织起了它的制度，人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并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21](P416)因为这些新的消费主体只是表面上能够独立自主选择物质产品，实际却陷入资产阶级有序编码劳动者身份地位的消费意义链。他们越来越不自觉地成为由复杂影像构筑的虚拟景观符号围困的“消费品”。
“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2](P687)所以，如果说工人抽象地作为机器生产体系中的认知主体与权利主体，暴露了人同自然、人同他人的关系问题背后所蕴含的资本家的特殊统治地位，那么二者在人同自我的关系领域的目标则在于构成对人的差异性欲望的“殖民化”，从而为建立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奠定坚实的意识形态观念基础。智能时代的景观王国塑造出的这种人与物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更精准地指称为符码操控的精神驯化。“仿象的报复，即那种有关魔术师的弟子的神话，并没有和自动木偶一起发生———相反，它是第二级法则：永远都有来源于此的机器人霸权、机器霸权、活的劳动对死的劳动的霸权。”[27](P69)
基于索绪尔、巴特的语言学对能指和所指的重要辨析，他发现消费是一个奠基于机器霸权之上的加剧社会分化的等级结构。就像劳动者很难掌控重要的自动化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并非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等丰盛的物体系。恰当地说，盲目拜物的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在深层次上意味着需求本身同样被交换价值构造成不同的“系列等级”。因而，通过数字媒介的模拟与复制，后工业社会最终创造的是符号体系内部自我指涉的“拟真社会”。
一切产品原件都在符码重组所形成的意象机制中消解了。这时自由平等幻觉下运行的消费体验，自发担负起把个人团结进个性化体系的政治调解职能。“政治功效并不在于让原本充满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平等和平衡，而是让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差异。社会矛盾的解药，不是平等化，而是区别分化。”[28](P78)故此，整个社会的一体化是通过区分社会地位和阶层身份来建立的，而集体意识的同质化只是其类同效应的欺骗性产物。由其出发，鲍德里亚最终走向的是寄希望以主体间的直接交往特质消解掉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的象征交换乌托邦逻辑。
但这种“使所有的数据现实化”的伦理构想对原始人的感性存在境况的向往回归，仍囿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摆脱数据表象思维确立的符号消费的意识形态幻象，就要历史地洞察到转向满足人的物性欲求的消费社会是晚期资本主义自我修复不合理工业体系结构的更高政治策略。二战后，资产阶级意识到早期压制劳动者工资来确保剥削程度保持在符合资本积累要求的传统做法，会不可避免地限制工人群体的消费能力。
这进而必然激化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及其实现条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此，产品和服务源源不断地填充进人们无止境的消费活动，成为资产阶级应对马克思指认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最新统治形式。工人和资本家共享相同的物质产品、精神财富仿佛可以使整个社会趋于民主平等。实际上，这里发生的仅仅是使人变成自己无止境欲望的奴隶的形式改变，产生出法兰克福学派重点关注的工人自我施加的“虚假需求”。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29]劳动者越是满足于资产阶级建立的消费产品过剩的福利社会，就越迅速地增强对方奴役其的“金锁链”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自然的需要”与“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本质区分，准确认识到了消费的主要衍生功用在于重新孕育不平等的阶级特权。
前者是人作为自然生命体生存必备的本能性需求;后者则是机器资本化时代制造的赤裸裸膜拜追求金钱的利己贪欲。“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木炭化为胶漆。”[13](P245)这样，当前抛弃传统货币的物质外壳的数字货币就势必更加不仅是发财致富的物质欲望对象，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精神原则的源泉。质言之，在资本逻辑的滥用下，信息文明社会的数字化媒介已经沦为资本家从思想深处同化工人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精神设施”。
总之，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抽象统治的工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机器本身而是根源于其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从认知到权利再到欲望等三个维度，智能机器对人的“去主体化”带来的种种矛盾，无不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这种生产方式层面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充满了资本逻辑和劳动逻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因此，化解智能机器抽象统治工人的主体性困境，并不需要为摆脱物化世界的制约而完全放弃机器在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进程中的价值。这种放大机器对人类的负面性作用的“粗俗的唯物主义”，同样是一种湮灭人类自我的主体性力量的“粗俗的唯心主义”。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数字资本主义既创造了新的信息化的剥削模式，也蕴含了更高层次的人类解放的发展前景。
不言而喻，步入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矛盾彻底解决的新的人类历史阶段，依赖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脑与手的个人分离适用于所有在异己的目的设定下发生的劳动。相反，手与脑的社会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30](P61)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运用将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以“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生产力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控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统一的自由劳动作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本质表现。
而劳动解放带来的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升华了个人的自由时间。在那里，筹划的是技术为“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数据人”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奴役的“虚幻的共同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当代激进左翼的加速主义“希望通过科技加速释放出大量的时间资源，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能自由分配”[31](P39)来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恰好不谋而合。如此，无产阶级的新时代历史任务就在于勇敢地打破资产阶级对机器智能的垄断霸权，“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名逐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32](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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