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通过对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和导师孔好古评语两件新近发现文献的解读，讨论林语堂与孔好古的关系，可以为林语堂转向之谜提供新的解释。林语堂和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林语堂论文所得的2分，在新的评分体系
[摘要]通过对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和导师孔好古评语两件新近发现文献的解读，讨论林语堂与孔好古的关系，可以为林语堂转向之谜提供新的解释。林语堂和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林语堂论文所得的2分，在新的评分体系里比旧评分体系要高一级;学位论文中没有参考孔好古的汉语声调起源理论，可能是其得分不高的原因之一。孔好古给林语堂论文的评分并无不妥，也并没有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而歧视他。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建立的、以方言关系为前提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具有超前的学术价值，是开创崭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眼光看，也存在引述不当、对汉学成果吸收不够的缺陷。
[关键词]林语堂之谜;林语堂;孔好古;上古音;文学转向
一、缘起:“林语堂之谜”
所谓“林语堂之谜”，是指林语堂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本应该在语言学领域继续耕耘，但他却很快转向文学，其中的原因是什么。[1]目前的答案有两种。答案一:跟人际关系有关。“如果说，‘土气’的中国学术之大环境，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主席林玉堂因伸不开拳脚而寂寞，那么过于‘洋派’、不甚接地气的语言学家小环境，只能倍添他的寂寞感。林语堂早就感叹‘精神界魑魅魍魉还多着，非痛剿一番’不可，因而与《语丝》的格调‘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分外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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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氏兄弟的文章及人格魅力，对周作人汉字与罗马字并行的文字观念、‘人的文学’及‘国语文学’文学思想的欣赏，《语丝》提供的话题空间和团体感受，无疑都召唤着他日渐走进那个热闹的、每日与中国的现实相冲撞、相抗争的文学世界。”[1]答案二:遭遇德国导师的偏见。“拿几位中国学者当时在德国所作的博士论文来讲，大部分没能得到出版。
即使能得到出版的也没有被德国学者真正予以严肃对待。在没能发表的论文中，最著名的是林语堂的例子。”“他的导师孔好古在鉴定中认为，基于林语堂在论文中使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林氏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林氏的论文本来只需要认真地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便可能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而得以发表。实际上，孔好古鉴定中的言外之意是，他不太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研究。后来，林语堂在美国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英文作品被译介到德国，但没人知道这位美国华裔作家是在德国莱比锡拿的汉学博士学位。”[2]
本人不同意以上两个答案，我的答案是:林语堂的转向，是跟他自己兴趣爱好及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系的，相反，跟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人际关系没有关系。第一个答案涉及国内语言学界的人际关系，已经在拙著《林语堂古音学研究》中作了探讨。[3]33-76这里仅针对第二个答案寻找否定根据。二、相关资料对答案的回应第二个答案可以简述为:孔好古对林语堂抱有偏见，因此给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打分过低，进而影响了林语堂以后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乍看起来都是很具有主观性的问题，但是幸好最近发现的资料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比较准确的解答。
(一)孔好古对林语堂抱有偏见吗?
孔好古(ConradyAugust，又译为康拉迪、康拉德，孔好古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是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1925年去世之前长期主持莱比锡大学汉学系的工作。②说孔好古对林语堂抱有偏见，主要的依据是孔好古在给林语堂的博士论文评语中提到了“中国学者”而且对“中国学者”的评价不高。不出所料，孔好古在评语中对中国学者作了某种判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个土著，那么我们暂时会倾向于以一些不信任的方式对待他;因为据我们了解，中国的相关成果并不符合我们的标准，特别是因为它们习惯于依赖不可持续的条件”。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还没有接受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孔好古曾经于1903—1904年在北京大学访学一年，对晚清中国学者有所了解。可能是中西学术传统差距太大，以至于孔好古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不敢轻信，但这仅仅是评价林语堂的一个背景，而不是对林语堂本人的评价。接下来，孔好古笔锋一转，大力夸赞林语堂的研究:“现在这部论文令人愉快地没有沿着这些传统走下去，而是基于对此前详尽的本土研究成果———因为它们那里面储存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但该论文却能够直面并独立地证明它们，因此几乎完美无缺”。
评语中说林语堂的论文“逻辑严密”“有创新性”“有很好的西方语言学训练”“结论可靠”“我特别满意地欢迎，因为它向我证实了长期的预感”，最后认为林语堂的论文值得最高分，只是由于语言风格的问题减弱了这个评价。林语堂的论文中引述了很多中国古代典籍和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也引述了基本等量的西方语言学著作和论文，林语堂的中西功底都很深厚。这一点也得到了孔好古的认可。另一位论文评阅老师Streitberg也认可林语堂的西方语言学方法，认为林语堂的论文“符合我们习惯的要求，并表明了作者对现代语言学方法的熟悉程度”。
孔好古明确表示，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本来可以得到最高分，但是由于两点缺憾，使他降低了给林语堂的判分:一是林语堂论文的德语表述有瑕疵，以至于妨碍了对其问题的流利表达;二是林语堂虽然引述了大量西方语言学著作，但是对于西方的汉学成果却鲜有涉及。这两点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份评语来看，孔好古对林语堂并无偏见，相反，他好像很欣赏林语堂的成果，甚至如林语堂所言向他“证实了长期的预感”，竟有据为知己的意思。不仅如此，孔好古对林语堂还照顾有加。
档案显示，林语堂有可能在孔好古的帮助下，超常规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对德国学制很有研究的李雪涛教授介绍:“依照德国传统，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光是通过论文答辩是不够的。学生或者需要将博士论文发表，或者需将论文印制两百本，由考试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德语地区的图书馆和大的研究机构。”[2]这个时间往往拖得很久，但是我们在林语堂提交博士论文的文件中，发现他提交论文的当月就通过答辩，通过考试并获颁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最后一位教授签名之后第二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离林语堂提交博士论文仅仅23天。
可见，孔好古为林语堂在回国之前能拿到博士学位，是非常上心的。至于林语堂为什么这么着急获得博士学位，德国学者哈尼施(ThomasHarnisch)说:“但其妻子的怀孕并不是使其早早回国的唯一原因，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是促使他们回国的原因”[5]252。由于相信德国医生诊断林语堂的妻子有不孕症，所以妻子的怀孕无疑不在计划之列;同时德国突现通货膨胀，把全部家当都兑换成马克的林语堂陷入经济危机。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语堂手足无措。这时候，导师孔好古的帮助无疑是林语堂的救命稻草。如上所述，孔好古应该没有对林语堂抱有偏见，孔好古和林语堂的关系应该是很良性的。
(二)孔好古给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打分过低吗?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林语堂得到的2分的成绩:一是莱比锡大学汉学系的论文成绩体系;二是林语堂同门同学的成绩。先说成绩体系。德国各大学的论文成绩大致相同，但是各学校又常有微调。表1是莱比锡大学历来的成绩体系：林语堂来到莱比锡的时候，正赶上新旧体系的转换，所以林语堂博士考试申请文件里居然清晰可见新旧体系改换的痕迹。
据现任莱比锡大学东亚系主任柯若朴教授介绍，这个成绩体系虽然有四级，但是第一级基本没有用，正如第五级根本没有设置一样。不设置第五级，即不及格，是因为如果一篇论文不被通过，导师根本不允许学生提交论文。而第一级则设定要颁发给极为罕见的学术天才。柯若朴教授说，多年来，莱比锡大学汉学系几乎没有一位博士申请人获得过最高的分数。所以，现在的成绩体系做了调整，最高分数设计为0分，这样就有学生可以获得1分，但是这个1分，相当于林语堂时期的2分。
(三)孔好古的评语是否影响了林语堂以后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博士论文得到2分的成绩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从此获得博士学位的林语堂可以凭借这个学位在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除非林语堂自视甚高，对这个一般人觉得很不错的结果仍心存芥蒂，而这个评语本身不会给他今后的学术生涯带来负面的影响。沿着“2分的成绩让林语堂转行搞文学”的思路，我们可以提出假设:2分的成绩影响了他以后的地位、影响了他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使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厌烦。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林语堂学的是汉语音韵学，但是回国之后，由于胡适是北大英语系主任，招揽了很多人才。林语堂也在招揽之列，任英文教授，后去北师大任英文教授兼教务处长。
在回国之后的几年里，他在教授英文课之余还讲授语言学，与沈兼士合作创办方言调查会，与钱玄同、赵元任等一起设计汉语罗马字。这些工作都是语言学范围内的，其中方言调查和音韵学研究，都是他博士论文研究领域的继续。可以说，在林语堂回国之后的几年里，看不出他对语言学的任何厌烦情绪。他之所以离开语言学，恐怕主要是这期间他在文学方面的发展太过于顺利。语言学必然是枯燥的，而文学则生机盎然。
三、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概貌及其引述失当问题
在评语中，孔好古提到林语堂的论文有两点不足:一是德语风格影响了表达;二是对西方汉学成就参考不够。对于德语风格，我们无法评价，所以仅对其论文的引述问题做个比较说明。
(一)林语堂博士论文《古代汉语音韵学》概貌林语堂博士论文用德文写成，题目是ZurAltchinesischeLautlehre，可翻译为《汉语古音学》或《古代汉语音韵学》。论文依据扬雄《方言》划分汉代的汉语方言区域，探索先秦两汉时期的汉语状况，利用先秦典籍《诗经》《左传》《周礼》等音注、异文、通假等现象，建立各个区域之间语音对应关系，用以解释汉语音韵学中的对转、旁转等理论问题。林语堂在文中采用了他同门哈隆博士的论文《中国古代的族群分布》，用以解释各地的汉语方言关系。
四、林语堂博士论文的主要贡献及其在今天的意义
孔好古的印度支那语系(汉藏语系)研究，是宏观研究，从几种语言的比较着手，目的是建立这几种语言的早期共同母语。林语堂的目标是建立汉语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并无意去碰触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这两种研究一直没有走到一起过，但是由于林语堂跟随孔好古学习，算是跟这两种方法走得最近的人。
他没有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也许有他自己并未说出的理由。林语堂只采用汉语材料，只做深入的汉语内部的研究和比较，以后的李方桂、王力、罗常培甚至瑞典学者高本汉，也都是这种做法。他们都有作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的条件，王力、李方桂都提到过设想，但是都没有直接用其他语言的材料研究汉语，这可能跟他们对汉语的认识有关。对于林语堂来说，研究上古汉语，仅用汉语内部的资料应该是可以的。就论文本身来评价林语堂，我们认为有两点贡献。
(一)开创了一个“多元互动”的上古音研究模式
林语堂的“上古音”理念是多元互动的，这跟高本汉的纯一起点假设完全不同。高本汉研究中古音是以《切韵》为起点的，把《切韵》看作今天汉语方言的祖先，在《切韵》音类和现代汉语方言之间，建立直线联系，进而用古今比较的差异，建立中古音系统。高本汉本来承认汉语从上古开始就是多方言的，但是他在研究《切韵》时还是假设《切韵》可以跟各地方言拉成直线。这种做法可以只看主流，忽略支流，就像建立了一个语言演变的实验室。林语堂的汉语史观是，我们看到的上古汉语，依然是一大批方言组成的，企图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寻找汉语祖语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
不管汉语的发展演变路径如何，如果试图建立汉语祖语，应该非常小心地捕捉到上古汉语时期的方言差异，进而上推到更早时期的汉语祖语，而寻找祖语的必经之路是寻找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林语堂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从这个角度看，林语堂首先划分方言区域，然后在区域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种思路才是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李葆嘉说:“汉语史的研究，现当代主要有四种理论模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本世纪初叶建立的直线型模式;美籍华人学者张琨60年代建立的差异型模式;普林斯顿学派专家们60年代建立的逆推型模式;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70年代建立的推移型模式。”[13]
现在要加入两个模式，就是何九盈的散点多线模式，林语堂的多元动态模式。何九盈的散点多线模式，何先生已经阐述清楚①，正在努力建立这样的汉语史体系。林语堂的模式则后继无人!综上所述，林语堂的博士论文具有超前的学术价值，是开创崭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是按照当时的要求看，也存在引述不够完善的地方，对汉学成果的忽视是他的严重不足。林语堂和导师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应该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孔好古并没有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而歧视他。
[参考文献]
[1]彭春凌:《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
[2]李雪涛:《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3]高永安等:《林语堂古音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4]寇淮禹:《林语堂没拿到博士学位?留学史视野下的林语堂》，《新京报》，2019年5月6日C04版。
[5]ThomasHarnisch(哈尼施).ChinesischeStudenteninDeutschland.MitteilungendesInstitutsfurAsienkundeHamburg，1999.
[6]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7]FritzJaeger(颜复礼).DergegenwaertigeStandderSinologieinDeutschland.OstasiatischeRundscau，Nr.21，Hamburg，1936.
[8]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作者：高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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