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 《神明2011》是川上弘美2011年在《神明》基础上改写的一部短篇小说。 小说以311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件为背景，通过加入放射能污染土地污染防护服体表放射线量等字眼，整篇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恐惧气氛和不安情绪，虚构的小说情节便拥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 《神明2011》是川上弘美2011年在《神明》基础上改写的一部短篇小说。 小说以“3·11”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件为背景，通过加入“放射能污染”“土地污染”“防护服”“体表放射线量”等字眼，整篇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恐惧气氛和不安情绪，虚构的小说情节便拥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小说中对“处所”的依赖和恐惧以及人类与“熊”之间的主体间性交流无一不体现了对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作者的家园共同体意识和生态责任感。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分析文学作品《神明2011》对于日本生态文学和正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整个人类来说都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神明2011》; 川上弘美; 生态批评; “3·11”
一、引言
川上弘美是日本颇具名气的当代女作家，1994年以短篇小说《神明》获得帕斯卡短篇文学新人奖，并于2011年发表了在旧作《神明》的基础上改写的小说《神明2011》。 这两篇小说都以物语小说的形式描写了“我”被闯入人类社会的“熊”邀请去河边散步的出游经历。 两篇小说的结构、人物、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神灵2011》以谁都不愿提及的现实背景“那件事情”——福岛核泄漏事件为背景，通过加入“放射性污染”“土地污染”“防护服”等字眼，小说便具备了生态文学的特征。
整体来看，在国内外关于《神明2011》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探究《神明》与《神明2011》作为当代小说的教材价值; 二是从小说的登场人物“熊”进入人类社会与“我”出游的故事情节出发，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 三是从作品中出现的异化生物着手，运用拟人、夸张等文学手法，虚拟和现实结合的文体手段来分析川上弘美的文学作品特色和魅力; 四是通过比较的方法研究《神明》和《神明2011》两部作品，剖析“神明”的真正含义; 五是从原发文学视角、后福岛时代以及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作品《神明2011》进行分析。 从目前来看，从生态批评视角下对《神明2011》进行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空间。
二、关于生态批评与“核”文学
众所周知，“3·11”福岛核泄漏事件使人们意识到了“放射能”的恐怖，同时核辐射以及核电站问题在文坛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高度关心。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大江健三郎、池泽夏树、川上弘美、高桥源一郎、彩濑丸、多和田叶子等。 这些作家开始关心人类生存和自然、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3·11”之后关于“核”的作品常被称为“核”文学。
国内学者王诺指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 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 ”[1]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应是反映人与大自然关系文学作品，其文学内核应以探讨生态危机和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探讨物质文明社会背后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精神、思想危机为主，但也不能缺乏自然生态之审美。
《神明2011》作为一篇典型的“核”文学作品，其中不乏“河流”“鹬”“鱼”“熊”“稻田”“水声”“树影”等自然景物的描写，而且涉及核辐射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类的摧残，深刻地挖掘了导致大自然、土地污染、放射污染背后的社会原因，并呈现出人类在灾后的无助弱小和精神焦虑以及人类的不安情绪。 因此，《神明2011》可纳入生态文学研究的范畴，成为生态批评的对象。
三、《神明2011》中的“处所意识”
西方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常探讨“处所”。 “处所，简而言之，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它决定、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人的生态身份，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 ”[2]《神明2011》作品中的“处所”位于日本福岛核泄漏的事故发生地，因核能污染，作品中的“我”和长期生活在该自然区域的人们变得无比恐惧。 人与人之间再无以前的亲密接触与交流，他们看到穿着防护服的“我”与“熊”走在火辣辣的柏油路上，会投来嫌弃和害怕的目光。 从“我”和“熊”身边路过的车辆避之不及。 这个被曝的区域看不见任何小孩的身影。 对于从河里捞起的小鱼，人们因惧怕体表残留物，不断地清洗小鱼。 这些细节都显示了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虽处于危险的区域，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很难选择离开。 “我”没有离开，没有选择搬家，而是选择接受“熊”的邀请，穿着防护服去看看“我”生活的地方，去感受被曝的大自然，“我”和“熊”散步结束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熊”不好意思地向“我”索要拥抱时，“我”应允了，虽然“熊”没有洗澡，身上的放射线量比较高，但是“我”选择了继续生活在这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 当看到文中“我”的独白时，就能明白作品中的“我”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空间或家乡的依附之爱。
正如“在生态文学中建构处所意识，审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性，有助于人类对所处地域表现出关怀与亲近，把处所地域看作灵性的存在，进而产生责任感”[3]所说，《神明2011》中的“处所之爱”和“处所恐惧”，是由该区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的，其共同形成了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作品中对自然景观、邻里关系、“我”与“熊”的朋友关系、气味、测试仪的声响、“那件事情”、从日常到非日常再到日常的叙事都透露着强烈的“处所意识”。
四、与异界动物的“主体间性”交流
川上弘美之所以被称为“东方卡夫卡”，是因为其非常擅于描写异界动物，这也许与其主修生物学专业有着较大的关系。
在《神明2011》中，不论是与异界动物“熊”的相遇，还是柏油公路的小河里游着成群结队的小鱼，这部作品都不乏自然景色的描绘，但另一方面，呈现出来的还有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努力去除放射污染的场景以及不断响起的核辐射被曝量测试仪“滴滴滴”的声音。 优美舒心的自然景色和沉重的现实灾害的“二元对立”，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是对精神世界的颠覆。
在作品《神明》中，“我”始终对“熊”保有一种拒绝的态度，但《神明2011》中“我”答应了“熊”的拥抱要求，主动和“熊”搭话，在“我”看到河中小鱼游来游去好不惬意时，“熊”也一动不动地看向水中央，“我”想到的是“熊”和人类看到的会是同样的东西吗? 实际上作品中作者将“熊”视为一个与“我”同质化的存在，使“我”与“熊”能在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故事情节里平等交流，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
此外，《神明》中的小孩们总是欺负“熊”,对“熊”拳打脚踢，《神明2011》里，因“那件事情”，没有小孩的身影，但是在河边的大人们变得对“熊”抚摸示好。 《神明》中，当“熊”出现时，小孩说“くまだよ”[4]，更多的是感到惊讶和新奇，而《神明2011》中大人对“熊”的出现反复说了四次“くまだから”[5]，似乎对“熊”有一定的认知和亲切感。
总之，在《神明2011》中，“熊”不再是异类般的存在，各路动物和人类好似因一个“事故”串联在一起，似乎在诉说着人的内心行为和自然共同存在，抑或是人的内心世界对自然共同体的无限向往。 他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 而将自然之物当作与人平等、友好的朋友对待，正是生态文学的主导倾向，也符合生态文学审美中的主体间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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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研究了川上弘美的作品《神明2011》，该作品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既表现出了福岛核辐射灾难后，人类与大自然真正亲密邂逅的不可能性，也构建了一个自然与文化相冲突的矛盾现场。 作者通过“我”与闯入人类世界的“熊”之间平等的交流，将“他者”同化的表现手法，表达了世间万物共生平等的生态思想。 作品中对“处所”的爱与惧，构筑了“我”的家园情怀和精神世界，表现了作者川上弘美的生态创作意图和生态责任。
大自然的静美和核能污染下的灾难现场的二元对立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冲击给读者带来的是对生态的思考。 无论是作品中对“处所意识”的建构，还是人类与动物之间平等友好的主体间性关系，都显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绝望的连带”[6]关系以及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研究文学作品，对增强生态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批评和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0.
[2]王诺.生态批评和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2.
[3]陈多友，杨晓辉.日本生态文学前沿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6.
[4]彭广陆,(日)守屋三千代，应杰，秦刚，(日)百留康晴.高年级综合日语(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9.
[5]彭广陆,(日)守屋三千代，应杰，秦刚，(日)百留康晴.高年级综合日语(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2.
[6]时渝轩.日本震灾后文学中的“3·11”书写:川上弘美《神明2011》中的新“日常”[J].外国文学,2020,(05):158.
作者简介：吴漪，女，汉族，研究生，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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