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全面搜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民国时期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武汉、苏州等七个区域性的出版中心，分布呈现多地域集中的特征。这种地域分布特征与民国图书馆
摘要在全面搜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民国时期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武汉、苏州等七个区域性的出版中心，分布呈现多地域集中的特征。这种地域分布特征与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原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的集聚效应、文化机构和专业组织分布的地域差异、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流动局限性，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关键词民国图书馆学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地域分布
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20多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本实现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时期[1]，而同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就是表征这一转型过程的风向标。近10年来，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范围涉及图书馆协会组织及活动、学人群体及思想、专业教育及学科发展轨迹、学术交流及期刊出版等，较少有学者从空间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规律进行专门研究。
图书馆论文范例：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趋势
为此，笔者系统搜集了截至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书目数据，以此为基础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进行了全面统计，并试图通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出版机构、行业协会等多角度的分析，揭示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关系。
1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地域分布的调查
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为研究对象，共收集书目数据1,043条。数据来源绝大多数为我国内地，另有1条来自我国香港，1条来自美国华盛顿。
1.1民国图书馆学著作的界定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内涵是在译介西方图书馆学著作和自身本土化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本文参照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梁启超等对图书馆学概念的界定，将“图书馆学著作”界定为研究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使用法和图书馆学相关理论等的著作[2]，考虑到当时的学科特点，并将一些相关或交叉学科如文献学、目录学、档案整理、阅读教学的著作也纳入其中，具体包括：①文献史、藏书史、图书馆史、校雠学、目录学;②图书馆(协会)规程、整理档案规程、阅览指南、馆务报告、调查表、概况、会员录;③图书分类法、编目法、检字法、使用法、索引法、阅读法(阅读指导)、购求法、流通法、著录法、编辑法、修理法，打字机使用法;④图书馆设施法、使用法、检查法、管理法、经营法，等等[3]。
1.2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为尽可能全面反映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情况，本文力求完整地收集相关书目信息，除重点参照范凡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4]外，还对《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5]、《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1909-2009》[6]、《文华图专存留文献书目集编》[7]、《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8]、《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9]、《民国时期出版史料续编》[10]等文献进行了广泛搜检，并通过瀚文民国书库、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读秀数据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络平台对书目信息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通过以上途径，共检得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书目信息1,043条，其中出版地信息确切的有887条。为尊重历史计，地名统一沿用民国旧称。
出版地为市级行政区划以下的地区，均根据资料精确到市级。1.3出版地域分布的统计结果按照相同出版地归类计算的原则，887条具有明确出版地信息的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地分布见表1。从统计结果来看，民国时期共有包括我国内地、我国香港和美国华盛顿在内的53座城市出版过我国学者的图书馆学著作。从总体分布来看，呈现出多区域集中的特点，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武汉等地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数量之和达到696种，占总数(887)的78.47%，尤以上海、北京为最，两地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数量之和占总数51.30%。而出版数量仅为1的城市有23个。
2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中心
与学界对民国图书馆学三大地域中心(北平、武汉、南京)的判断[11]稍有区别的是，民国时期形成了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武汉、苏州七大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中心，其中上海、北平、广州的出版数量在民国期间自始至终居于全国前列，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武汉、杭州、苏州的地域中心地位不再突出，重庆成为西南地区一个新的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中心。
3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多地域集中分布的成因分析
从出版视角来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分布地区与中国人口划分线黑河——腾冲线大致一致，并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武汉、苏州等出版中心。一定地域内的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域内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总的来看，造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这种多地域集中分布的特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3.1政府支持的助力与政局动荡的阻力
民国政府成立后便一直重视图书馆创设，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工作后，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教育范畴，由社会教育司主管图书馆建设工作。1915年，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28];20世纪20-40年代，国民政府发布了十多件关于图书馆的法令法规，并确立新书呈缴制度，为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除了在政治上加强统筹规划，各级政府还尽量提供财政支持，在全国建立各类公共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这也在全国范围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和著述的兴起。统计结果显示，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内地共有51座城市参与了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民国时局动荡，图书馆学发展与政治形势变幻休戚相关。从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量来看，出版的地域中心一般也是政治中心，如先后作为国都的北京、南京与重庆。
1937年之后，抗战成为全国的首要大事，图书馆学发展陷入困境，出版数量急转直下。明显可以看出，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受政治形势影响非常明显，大致经历了发端期(1912-1927年)、发展期(1928-1936年)、衰退期(1937-1945年)、萧条期(1946-1949年)四个阶段。图书馆学事业发展命运与国运息息相关，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业也与图书馆学事业发展步调一致，可以说，国兴则图书馆事业兴，图书馆事业兴则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兴，反之亦然。
3.2文化机构和专业组织分布的地域差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多地域集中，与三类机构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密不可分。首先是图书馆在全国分布的地域差异。在有明确出版地信息的887条民国图书馆学著作的书目中，有522种是各类型图书馆出版的。而据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出版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可知，截至1930年，全国已有各类型图书馆近3000所。其大致分布如下：上海93所，北平86所，南京44所，省级行政区中广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湖南省、河北省、福建省等省份的图书馆数量均超过100所[29]。
而以上地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也的确超过了安徽、广西、甘肃、山西、吉林、贵州、江西等图书馆数量偏少的中西部省市。由此可见，图书馆的数量与当地图书馆学著作的规模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次是专业出版社的地域分布和实力差异。统计显示，有确切出版地信息的887种民国图书馆学著作中，由专业出版社出版的有161种。如前文所指，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出版业发达，拥有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等一批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专业出版机构，对于当地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显然有正面影响。
4结语
1937年之前，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就已形成了多个地域中心，包括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武昌、苏州等，出版时间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出版数量较少。1937年至1945年期间，重庆的出版数量骤然增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图书馆著作出版遭到重大打击，出版数量锐减甚至清零，这一时期的出版中心为上海、北京、广州和重庆。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图书馆学虽有所恢复，但出版著作的数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呈多地域集中分布的特征，其原因可归结为政治经济的集聚效应，文化机构和专业组织分布的地域差异、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流动的局限性，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地域中心的形成与分布，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图书馆学术地域中心的形成，如曾凡菊在相关研究中将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三大地域中心认定为北平、武汉、南京，这三座城市在本研究中同样凸显了其重要地位，进一步佐证了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图书馆学术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
总体来看，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量较多的中心城市，与具有特殊学术史意义的图书馆学重要著作的出版地是基本吻合的。例如，被金敏弗赞为“实东洋图书馆学流入时期之代表”的《图书馆指南》(1918年顾实编纂)是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的;“以编译结合的方式打破了一味译书的局面，走出了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第一步”[39]的《图书馆学》(1923年杨昭悊著)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之创始”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年洪有丰著)也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此外，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定友的《图书馆概论》、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国钧编著的《图书馆学要旨》、1936年南京正中书局印行的俞爽迷编著的《图书馆学通论》，这三本最具代表性的图书标志着中国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1929年金陵大学出版的刘国钧所撰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4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何日章与袁湧进合编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同年文华图专出版的皮高品所编《中国十进分类法》等代表着中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图书分类法研究的不断深入[40]。这些重要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无一不是在中心城市完成的，足见其学术地位。
作者：高晓文李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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