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小说《酒徒》中的现代意识

　　摘要：香港严肃文学作家刘以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于上世纪60年代初创作《酒徒》这篇小说，《酒徒》的人物刻画、意识流手法在香港文坛影响巨大。作者注重反映物化的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现香港社会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特别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和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中香港人生存的焦虑和病态的人格。因此本篇论文以《酒徒》为例，对作品中处于特殊年代的现代人以及现代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酒徒》刘以鬯现代意识异化

　　本文主要探究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酒徒》，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刘以鬯为代表的作家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技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为今后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做足了铺垫。香港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具有特殊地位，岭南作家和作品的出现让长时间不受重视的现代文学流派重新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华丽的舞台。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小小说选刊》Journal of Short Stories(半月刊)1985年创刊，是文学刊物。从各报刊中选载小小说作品。设置栏目有：青春之歌、无名草、酸辣苦甜、译海明珠、小小说笔谈等栏目。

　　刘以鬯与《酒徒》中现代性的突显

　　刘以鬯的作品之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引领时代潮流，这不得不归功于他充分重视现代意识，并善于与传统融为一体渗透到整个创作过程中。作为南来诗人代表人物的刘以鬯，将丰富的思想感情、文学内涵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在具备传统文学叙述形式和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特色和创作精神。早期从事创作的刘以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形式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刻的中国六十年代香港物欲横流的都市面貌与民间立场深深结合在一起，融合促进，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审美感观和文学艺术价值。正是刘以鬯这种不断探索的创作精神，不断将“异化”置于特殊时代背景下进行深入刻画，才使得“异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颠覆传统创作手法与思想立意的文学作家，其中以刘以鬯等为代表的香港作家群，被学术界称之为“南来作家”。刘以鬯作为其中一员，他虽延续着极具代表性的"大陆"情怀,但是他能够用独具特色的创作方式改变人们对“南来意识”的狭隘的认识，并开创了香港文学创作的先河。刘以鬯一面追寻着曾经的文化身份,一面将香港的现实融入其中,在"娱乐他人"与"娱乐自己"中探寻着属于香港的"本土"特色。

　　现代主义文学是反映分崩离析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物质、自然和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充当的是一种抗衡文化的角色，它拒绝与媚俗的大众文化同流合污，坚持文艺的自主性以及

　　要远离社会政治制度之外才可进行的批判。刘以鬯十分重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特色和创作精神，在继承传统叙事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丰富的情感，充分了展示出了具有香港时代特色的现代性创作。正如《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这样说“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和这种叛逆精神相一致现代主义文学完成了一系列技巧上的创新。诚如也斯所说“这些现代小说扬弃了传统的外貌写实转向内心挖掘不再顺应时序的发展而随心理时间跳接或是把着眼点从传统小说中视为要素的情节、对白等转移向意识的流动、意象的感觉、文字的节奏和肌理，他们都是在尝试用新的方法来写这复杂变化的人性。

　　“异化”是刘以鬯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代表的个性式主题，贯穿其创作始末。异化概念哲学层次的解释是:把自己的素质或者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对应到现实社会，这种异化指的是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的崛起，使得许多人精神畸形乃至崩溃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阐述到“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最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简而言之所谓异化，就是异变，是一种脱离常规的变化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们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其笔下的人性、欲望、社会、经济、制度，无一不在“异化”中呈现。不难发现，这种现象虽然是一种畸形的异变形态，但却也是来源于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等真实的客观存在。因而文学作品中对于“异化”的书写，反而能够更直观表现“异化”，并能够有效的发掘“异化”背后潜藏的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同时也是刘以鬯小说中“异化”主题的现实价值所在。在他的笔下，异化的结果会导致变形，作为反抗社会的一种方式，这种变形促使主体更加接近内心的真实，无论是变形前、变形后，真实与形式之间都是分裂的，也就是他人的世界与自我的世界的分裂。

　　刘以鬯的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上，既体现了现代人面对生活环境的新的时代体验、精神变革，同时也在创作手法上充分运用了现代人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严格的来讲，对于现代性的诉求是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主要的价值取向。比如刘以鬯的小说《寺内》和《蛇》，无论是评估古代小说内人物的性和人性的关系，还是用极为大胆的创新手法对民间故事进行改编，无一不体现了刘以鬯对传统思想精神的反叛。伴随着这种颠覆传统的立意革新，传统的叙述方式也被全盘打破，全新的创作手法在刘以鬯小说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无论是《打错了》还是《对倒》，在叙述上都显而易见的融入了作者对生存的全新体验。这不仅使作品在纵向上同作者一样变化成长，同时在横向上也带给了作品本身不断变化的、更为丰厚的内涵。

　　从笛福开始，现实主义一直是小说王国的统治者，即使现代仍有不少小说家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小说，譬如J史坦因贝克就是很受批评家重视的一位。海明威虽然在作品中加入了新精神，基本上也是写实的。纵然如此，在小说日趋衰微的情况下，有创新意图的小说家都在寻求新路向。”在吸收西方创作的前提下，创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现代性风格，刘以鬯在艺术形式上学习西方作家的零度叙述手法，运用陌生化的语言以及反常规的叙事方式，书写思想上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种“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描述。

　　最后：刘以鬯笔下，荒诞无稽的人和物贯穿于整篇文章，以及充满着矛盾的个人内心的对话。作者通过主人公内心的独白，借醉酒与梦境、周遭的环境的变化等细致刻画和描述，极具暗示性和富象征性的语言，将个人的底层意义显现出来，作者将抽象的意蕴具体化，集中表现为用诗一般的语言与小说结合、把人物对话中所富有的情感强烈地表现出来，既细腻又深刻。呈现了那个时代下的人的精神面貌、受大环境影响而异化了人和意识。这种畸形化了的社会使原本有着现实理想的人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和厌倦，凸显了在特殊时代环境下的病态社会。这部在中西两种意识双重影响下的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诠释了特殊社会影响下的现代人及现代意识，小说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在病态社会中的反映和表现，对意识流小说作了一个重新的审视，通过作者特殊的写作笔法展现了现代人现代意识的转变过程。

　　参考文献：

　　[1]曹惠民.意识流小说中的“与众不同”之作——重评刘以鬯的《酒徒》[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Z1):23-26+31.

　　[2]江少川.论刘以鬯及其长篇小说《酒徒》[J].华文文学,2002(05):56-60+75.

　　作者：王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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