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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世界文学市场的启示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0-06-15 11:18

本文摘要:摘要: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发布以来,这位杰出的波兰女作家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其作品同时兼具独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受到世界各地读者好评,获奖后,更加速了其在世界文学市场的流通。此获奖事件本身也再次引发学界对诺贝尔

  摘要: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发布以来,这位杰出的波兰女作家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其作品同时兼具独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受到世界各地读者好评,获奖后,更加速了其在世界文学市场的流通。此获奖事件本身也再次引发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口味”的各种热议,也反映出世界文学市场中的一些微妙变化,如逐渐开始倾向于弗拉基米尔·比蒂所提出的“政治”的全球文学民主观。

  关键词: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市场;全球文学民主观

昌吉学院学报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62-)摘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消息一经发布以来,这位杰出的波兰女作家再次引发全球关注,这是波兰史上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几次分别是1905年获奖的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1916)、1924年获奖的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1868-1925)、1989年获奖的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和1996年获奖的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2012)[1]455。在这样一个文学大国,年轻有为的托卡尔丘克被评价为“20世纪90年代波兰文坛出现的一颗璀璨新星”,可见其分量之重。

  随着她的作品走向世界,托卡尔丘克所获得赞誉不断,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Alexievich)赞其为“辉煌壮丽的作家”[2]3,视她为叛逆的同路人。国际布克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丽萨·阿壁娜妮称其为“一位充满了创作光辉、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创作举重若轻”[3]。此次诺贝尔文学奖官方授奖词为:“她叙事中的想象力,充满了百科全书般的热情,这让她的作品跨越边界,自成一派。”,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当之无愧!

  一、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85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从事过心理医生的工作,但她从少年时期就一直热衷于写作,1987年的诗集《镜子里的城市》标志着这颗波兰文坛新星的升起。她的创作风格独特,多样化的体裁、广泛的题材深受读者欢迎,不仅多次斩获波兰国内外文学奖项,还四次获得“尼刻奖”(波兰文学最高奖)。

  首先,她的作品十分具有独特性,常常将丰富的想象力融合神话、宗教、民间传说、魔幻故事等元素使故事引人入胜。她善于将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喻用诗意的笔触引人深思,以轻松的文笔书写重大事件,寓重大性于微小之中,在这一点上,她的小说与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波兰的民族史里写满了曲折与创伤,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中也特别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托卡尔丘克独特的创作视角或许与其心理学背景有关,用寓言、神话、梦境等魔幻超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将个体在相同情境下产生的迥异体验,“统领”入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不神秘,它存在于沉痛历史和破碎社会现状的缝隙之中,隐藏在书中的历史讯息是其寻根愿望的体现。并且,其作品能够在世界文学市场上流通并广受好评,说明其具有世界性。这与她新颖的文学模式有关,同时,作品中深刻的伦理性可以普遍引发人类的共鸣。

  “她关注世界,关注人性,致力于以人性为基础,探寻展现普通而又富有戏剧性和持久价值的社会生活”[4],不仅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主题,更是全世界人类所共通的对人性的思考。以2018年获得国际布克奖的《航班》(Flight)为例,跟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她的另外两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一样,也是一部散文体小说,以旅行为主题,从17世纪跨越到现代。《航班》比她以往的碎片化散文体小说更天马行空,一系列像恶作剧般的小故事使读者顺利被带入到其中一起“旅行”。作者善于融合心理学隐喻,充分发掘人类的情感结构,配以一贯的诗性语言,以微小的个体命运,折射广袤宇宙。

  每个小故事串联起既意味深长而又不沉郁。托卡尔丘克的创作极具张力,充满了内在的复杂性、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耐人寻味的转折和动荡不安的戏剧性。心理学研究背景深化了托卡尔丘克对“世界文学”的感知力。在《新京报》的一次采访中她谈到,“对我来说一本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一个让读者进入并且忘我的世界,建立一个虚幻的现实。

  这关系到情绪、语言、描叙,最关键的是创造使人信服的人物,让读者能重新认知自我。人类发明了小说这种讲述他人生活的题材,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小说起到了很好的交际作用,因为它,我们能进入别人的体内,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这是非常复杂而深刻的交流。人们一直在读小说,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想成为另一个人,想尝试另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好的文学能带给我们的。”只有通过文学,才能展现一个人们视而不见的世界和时代的真相。托卡尔丘克以清晰和智慧的笔触描写这个世界,她不怕让读者觉得这个世界很陌生,这反而更加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

  二、诺贝尔文学奖“口味”的问题

  以托尔卡丘克2019年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品(英译本)DriveYourPlowovertheBonesoftheDead(2018)为例,其原作的出版时间是2009年。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进入到英语世界后,其知名度及译介范围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比没有英译本前的九年间快得多。中国也即将译入这部作品,据报道称预计明年有望出版。而在此之前,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汉译本只有《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原作1996年,汉译版2017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原作1998年,汉译版2017年)这两部。正是由于这些国际奖项的影响力,“新鲜的”作品才能更迅速地进行译介、传播。

  对于波兰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文学的流通而言,国际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然,托卡尔丘克此次获奖在世界范围内也会有各种质疑的声音,因为“诺贝尔奖”现在就如同一个敏感词,尤其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诺贝尔奖”似乎越来越不足以“服众”。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今总被批评的问题就在于不同国别语言的问题以及该奖项是否能够公正评判不同国别文学的价值。能够入围诺贝尔奖的作品,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天才翻译家和学术中间人的文学作品且“既不能过于普通,又不能过于异域,必须存在于让目标读者感到舒适的差异的边缘”[5]237。

  世界文学,是一种多层面的价值观结构体系。而当一些无法调和的合理价值观相遇于世界文学市场,冲突也变得不可协调。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用购物中心中的美食广场作比喻,剖析了世界文学市场上对不同国别文学的价值判断的难题:既然文学是口味的问题,这个词组有着多重意义,那我就用食物为喻……美食广场的某些规则需要在购物中心规划的语法体系下运行,美食广场能选择多少品种的菜肴由购物中心的面积所决定,选择由谁来代表某个品种的权力则落在购物中心规划者的无形之手中……并非所有国家的菜肴都能被选择进来,只有那些有顾客的才会出现……从层级性的质量鉴别到同一层面对某一种类的偏爱,这是个口味的问题……美食广场中菜肴的国别特色会根据该购物中心或餐厅所处位置的地方口味而进行协调。

  在任何一国菜肴(作为地方菜肴的集合)中,都有在别的国家人们普遍食用的许多东西……国别菜肴也包括在另一个国家中没人愿意食用的菜肴和食物,除非那些决心拓展其味觉的心胸开阔的知识分子。这些极端——过于普通或过于异域——都在美食广场的摊位里没有容身之地……美食广场的菜肴需要在差异的舒适边缘求生存,提供塑料刀叉供人使用。[5]237而拥有“购物中心无形之手”的权力的,就指那些象征全球文学价值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首当其冲。各国文学原著和译作的代表跨越国界参与到想象中“世界之最”的竞选中,选择代表并最终做出决定的其实只是“购物中心”的那一小部分人。

  在现实中,诺贝尔文学奖所象征的文化权力,直接影响到人们讨论当前世界文学所处的位置,而且这种文化权力往往体现在以西方为中心。就如美食广场中的菜肴一样,国别文学也会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价值判断”(它们自称为价值判断而不是偏好)而做出口味的调整,使其能够令目标读者舒适地品读。宇文所安提到的“塑料刀叉”令美食广场的比喻入木三分:一方面,有些亚洲菜肴在源文化国家是以筷子来品食的,在该美食广场中面对的美食家们却习惯以西方刀叉方式来食用;另一方面,有些菜肴原本应该是配以高档的金银餐具来细细品鉴的,在这里面对的顾客却是拿廉价的塑料刀叉来速速消费的。来自遥远异国的珍馐美味到了这广场中,不仅可能需要做出口味的调整,问题的关键是连接受方式也可能发生错位。

  在这种语境下,要做出深刻而又恰当的价值判断是很难的。任何本土语言的文学系统中,都有本族语人认为最优秀、最具民族性的作品,但怎样跨越语言界限建构本民族文学的价值,成为一直以来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能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之列的作品,代表着受到“国际认可”,但此处的“国际”却往往指向西方的某些文化中心,在这个语境下讨论的世界文学,都是要以英语或其他国际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权力如同金融资本一样,是不均衡的,而又是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西方“口味”的,比如其作品中的创伤叙事,在“口味”这方面,来自欧洲国家的文学就比较占优势。

  但是,对于非西方口味或非“刀叉”文化的其他国别文学而言,“塑料刀叉”在不同程度上对其造成了影响,并促使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面对当今世界文学中存在的“西方霸权”问题,该如何评价国别文学作品或其翻译作品的真正价值?是否将“塑料刀叉”换成与源文化相匹配的餐具就可以了呢?异域文化是否只能由原居民来品鉴才算正宗?世界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应该是多重的,无论由谁来品鉴,都应是在充分理解其源文化语境及文化差异基础之上的,且评判标准也应该是多维的。

  仅从某文学在市面上的流通价值以点概面地做评判是有悖于“世界”之名的,因此,某种文学的真正价值既要从其内部审美价值评起,也要以“世界”的视角去考究。世界文学不应是一种功利结果,其本质也不过是在历史和政治背景之下文学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冠以“世界”之名其本质就代表一种平等的交流与理解,不断提高交流手段的水平并加深理解的维度才能促成世界文学的“文学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平衡。

  三、给世界文学市场的启示

  在宇文所安的比喻中,我们嗅到文学在消费时代体现出的快餐文化气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文学也体现出全球一体化的特点:似乎是在有意模糊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甚至包括世界文学的边界。基于此,一些前瞻的观点认为:“当下理论正面临着无依无靠的流散境界,将进入自我消权(self-disempowerment)的后理论阶段。即弗拉基米尔·比蒂(VladimirBiti)所谈的“流散的世界主义”:具有流离的归属性,且跳出既定的政治空间,维持异见性的政治形式①,并在此基础上重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

  这种模糊性将我们带入一个无中心无主流的后理论时代。”[6]从“塑料刀叉”的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带有某种政治性的不公、霸权的世界,也看到了对那些未被重视的文化的影响。“后理论”视角提供一种交叉的时空思维,就是要不断在文学的“模糊地带”探寻解放与民主。面对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比蒂提出要用另一种“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②来对抗“来自上层的欺压”。我们不妨以他所引用的“政治”(politic)与“警治”(police)的比喻作为一种评判文学真正价值的新“餐具”来评论。

  “政治”(politic)与“警治”(police)来自朗西埃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警治与政治都是进行感性分配,但是,前者是划定可感性的范围,后者是给出新的分配。政治是对警治秩序的扰动和反叛。朗西埃追求的并不一定是‘好的’文学或者‘美的’文学,而是最能体现‘感性分配’的政治的文学,因此他提倡的制造‘异感’是为了实现‘感性分配’。”[6]比蒂借此做出的比喻中指出,“后理论应该避开警治的同感(consensual)行为,警治应遵循政治的异感(dissensual)行为,即坚持政治与警治互相依靠之下的自由,其目的在于争取理论家及/或其兴趣的主权地位”[7]。即,“政治”的文学,不应是受市场驱动的同感平台中的文学。比蒂认为“同感的平台是警治的,意味着是将某种权力或偏好强加于没准备好接受它或不愿意接受它的人”[6],比如文化霸权主义强加于各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格局,还有前文所谈到的宇文所安的比喻中“塑料刀叉”式的评判标准。

  就拿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获奖来说,就体现了这种“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其最迷人的内壳,是“自由”。如《航班》把“漫游、迁徙、移动上升到一个人生哲学的高度,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关于‘自由’的意义”[8]。这种“自由”既带来了“异感”,又魅力四射。提倡“政治”而非“警治”是比蒂的全球文学民主观,就是以异感为出发点。这种介入到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政治的思考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回归文学审美之真。这一政治比喻对当今世界文学中的问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语此次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获奖再次引起学界对世界文学市场的诸多思考,正如达姆罗什从世界、文本、读者为中心三重角度给出“世界文学”的定义:“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今日与我们自身不同时空的世界的形式”,这揭示了世界文学作品价值建构的多重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学真正的价值时,要建立一种立体多维、并不求同也不歧异的民主观。世界文学中不断产生的他异性是不能被抹杀的,相反,应该不断被公开和加深理解。世界文学要尊重文学的异质性,保持异感的“政治”审美原则,就是说要尊重多种不同的选择,不断拓宽自己的接受区,理解文学与生活中诸多不同方面的联系,要把世界文学中看不见的影响变为可见,我们可称之为更宽容、解放的全球文学民主观。

  参考文献:

  [1]肖淑芬,杨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女作家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OlgaTokarczuk.DriveYourPlowovertheBonesoftheDead[M].AntoniaLloyd-Jones,trans.London:FitzcarraldoEditions,2018.

  [3]李怡楠.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神秘深邃的文学旅者[N].文艺报,2018-06-11(006).

  [4]凌琪.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辉煌壮丽的文学拼图[N].合肥晚报,2018-06-03(A02).

  [5](美)大卫·达姆罗什.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万晓蒙.后理论语境下的世界主义与创伤理论:弗拉基米尔·比蒂访谈录(英文)[J].外国文学研究,2018(4):1-10.

  [7]VladimirBiti.AfterTheory:PoliticsagainstthePolice?[J].外国语文研究,2018(1):9-22.

  [8]刘剑梅.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J].文坛纵横,2018(6):64-74.

  作者:雅茹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昌吉学院学报》是昌吉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学术刊物,双月刊,1985年创刊,原名为《西部学坛》、《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2001年更名为《昌吉学院学报》,国内统一刊号是CN 65-1226/G4,国际标准刊号是ISSN 1671-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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