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文化记忆功能的企业人类学解读

　　摘要：老字号文化记忆研究是企业人类学视角下，从结构功能主义对老字号理论研究的又一探索。老字号是文化记忆的见证者和承栽者，通过沟帮子尹家熏鸡的个案分析可知，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两种模式，通过权力、社会、空间三个要素，发挥着政治关系、身份认同、物化痕迹三种社会功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文化记忆作为有形和无形资产，是老字号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关键词：老字号;文化记忆;企业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

　　1问题提出

　　作为企业人类学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对于老字号企业进行的学术研究，较多的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来进行对接，这是从社会结构转型的整体性视角，将老字号作为一个企业群体，探讨其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渐趋成熟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认为记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看其中的结构，因结构转型而产生的新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1H己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们不仅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作为一种特殊群体的老字号企业，传承着中国的传统商业文明。在其创办、兴起与衰落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见证者和承载者，老字号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化记忆之于老字号有什么意义或者作用?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建构在不同层面上的状态，人“栖居其间”的生活经历，把回忆与经验联系起来，使其获得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将作为塑造性的自我画像来决定人生、指导行动。我们可以将老字号作为一个有记忆的独立个体，是文化记忆两种模式功能论的实证研究，与结构转型理论进行对接。

　　2个案选取“沟帮子熏鸡”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创办者尹玉成是闯关东而来的安徽人，偶然得了一制作熏鸡的宫廷秘方因而创办了熏鸡坊。当时沟帮子虽然是个小镇，却是山海关与沈阳之间的交通枢纽。尹玉成因为经常上火车站售卖，其所制熏鸡便得了“沟帮子熏鸡”的名称。二十世纪末，沟帮子熏鸡与山东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熏鸡和安徽符离集熏鸡同时被冠以中国“四大名鸡’’称号。自尹家沟帮子熏鸡诞生以来，百年间该地制作熏鸡的企业不下几十家，但尹家熏鸡却一直保持着独占鳌头的局面。窥其竞争优势，不仅因为尹家坚守住了传统工艺，也因为企业对现代管迪的认知和不断创新突破，同时，尹家属于一脉相承，对于“正宗”的社会认同根深地固。此外，由于尹家与地方政府保持着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破除了破产危机。种种要素集合在一起，成就了地方熏鸡龙头企业，且发展势头良好。历史悠久而成长之路并不平坦的尹家熏鸡，属于沟帮子人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在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两种模式的互动过程中，在熏鸡企业博弈的竞争关系中，充分体现了记忆的社会功能，是对文化记忆功能理论的一个较为鲜明的实证解读。

　　二、理论依据

　　(一)文化记忆的两种类型说尼采、哈布瓦赫或诺拉的记忆理论都强调回忆的结构主义和保障身份认同的特点，肯定它在一个客观的、中立的、面向过去的历史学面前的权利。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由当下引起的社会产物，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创造，即在家庭、宗教和阶级的影响下，通过语言结构、仪式和空间界定发展而来的。^拉认为，团体的记忆后面既不是集体灵魂也不是客观精神，而是带有其不同标志和符号的社会。[4]他指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

　　文化记忆的奠基者扬?阿斯曼认为虽然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对文化问题少有讨论，但其记忆的基础结构问题对于文化分析仍具有根本性意义，这些基础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适用于文化传承机制。w在案例研究部分，扬?阿斯曼也常强调“结构”问题，他从结构功能角度对文化记忆进行了分类，“要超越把记忆和历史或两极分化或等量齐观的关键步骤是，把有人栖居的和无人栖居的记忆的关系理解为回忆的两种相互补偿的模式”，■这里的有人栖居记忆就是功能记忆，无人栖居记忆就是存储记忆，这两种记忆模式构成了文化记忆的两种类型，两种记忆类型互相作用，并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既是一种“残片’’和“传统”的对立关系，又是一种互动关系。存储记忆是功能记忆的“保留地”，功能记忆是经过“选择、联缀、意义建构”的过程，是存储记忆的固化、合法化和区分化。181关于记忆的类型说，韦尔策也认为：一方面，生活导向、意愿和希望这三类东西的跨代传递和不同时性，构成了回忆结构的主观方面，另一方面，建筑、景色、声响、气味、触觉等，它们本身承载着历史和回忆，人们通过跟它们打交道的实践，构成了记忆的客观方面。P?这种分类与阿斯曼的“有人栖居”和“无人栖居”不谋而合，皆突出了与记忆相关的各要素的功能所在。

　　(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

　　视角下的老字号研究结构功能理论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或具体企业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社会学和企业管理》(1980年)中指出中国如何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这是社会学、人类学者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他提出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打开了对中国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阐释的新视角。在该观点的指下，相关学者开始思考企业、人与文化的社会关系及功能，包括传统制造中的文化传承问题。马戎(1990年)指出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两个支柱之一，使小城镇成为新的工业中心，小城镇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也从消费型社区逐步转向生产型社区。^培林(1992年)认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是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11】近年来，随着老字号研究的逐步扩展与深人，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老字号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起到何种作用，同时如何实现自我调适与转型。因此，结构功能理论在老字号研究过程中又找到了滋养的土壤。张继焦(2013年，2015年)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提出各级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是一种伞式庇护关系，老字号需发挥主体作用积极转型，发挥这种“关系”优势;—政府对老字号企业监管方式的不同，会导致资源与资金分配的差异。M高崇(2016年)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嵌入性视角分析了老字号如何创造、使用和处置经营空间过程中面对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关联问题。

　　[14>闫春、赵巧艳(2017年)认为老字号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记忆与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保持产品特色和品牌文化创新的使命。M由于“字号”是个本土说法，国外相关研究基本上可以从有一定历史的企业入手。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工业人类学之父沃纳(W丄.Warner)对霍桑工厂开展应用研究，发现员工士气、良好关系和科学管理等都能促使生产率实现有效增长。M哈佛大学査普尔(E.Chapple)、加德纳(B.B.Gaidner)和怀特(W.F.Whyte)等人类学家沿用人际关系学派理念对企业中人的个性特点、人与人之间文化关系进行研究。这是社会学者对企业研究的初步探索，开辟了相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逐渐渗透到陶瓷厂、建筑工地、铁路等行业，如韦恩(1976年)、H.A.阿普鲍姆(1981年)等对工人与企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指出不同行业的企业及其工人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这些“精神”是制约企业或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村山元英(2002年)认为日本企业文化!If色是使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原理与日本经营者的传统伦理观结合，产生一种日本经营者的经营哲学和独特的企业文化。[171

　　三、政治关系：文化记忆的权力要素

　　(一)历史的“合法化”与“去合法化”

　　在研究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中论述到“历史也是由具体的人创造的一个过程。”M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政治要素对记忆发挥着“合法化”与“去合法化”的社会功能。这主要基于历史记述的主观能动性。政治的统治性一定程度决定了话语权，历史的记载都会经过统治要素过滤而出。诺拉也认为，“档案”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是制作出来的记忆。[191对于老字号企业而言，证明其历史价值的重要途径便是权威文献，包括地方志、档案、政府主办出版的各种纸质媒体等，甚至在权威历史文献资料中是否能找到关于其起源和发展的记录文字，是其认证为国家级或省级老字号称号的重要证明。由于子女分家、分店独立等原因，老字号企业存在着许多“一树多枝”现象，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辨明宗源。比如产权争议较多的剪刀业老字号王麻子，清朝末年，由于王麻子产品销路好、名声大，市场上便出现了许多仿造者，比如汪麻子、老王麻子、旺麻子和真王麻子等。

　　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晨报》记述：“初创时确为王麻子……年深日久，店中徒伙皆在外分店售卖。至于所售之货，仍由王麻子店中批卖，盖王麻子之手艺，仅传授一徒耳。……査现在王麻子刀剪店，有炉自制刀剪者，仍是宣外大街之一家。熔铁打形皆归徒伙，而醮钢时仍由一人密做。其余各家王麻子多是由该处批卖货物，自行制自己之字号……‘王麻子’虽有真伪，其所售之刀剪却皆为一家所制也。”?沟帮子熏鸡与王麻子品牌有类似之处。在尹玉成的熏鸡作坊兴盛之际，沟帮子也出现了刘家、李家等众多熏鸡店铺，发展鼎盛之际，小镇曾出现10多个熏鸡作坊。后经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与尹家熏鸡一同发展的仍有许多新兴熏鸡厂，包括郝家、刘家等。但据清道光年间《北镇县志》记载：1899年，山东人尹玉成创办了熏鸡作坊，名为“尹家熏鸡“。1930年，沟帮子加工制作熏鸡已发展到10家之多，较有名气的有尹、杜、齐、孙、张、马诸家。1985年，个体熏鸡户发展到37户。—这些权威历史记述将记忆定性，记录了老字号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脉络，让后人有迹可循，但历史也是人来书写的，自然避免不了主观能动性，除了个人原因之外，也有政治原因。正如阿斯曼所说：功能记忆是一个被占据的记忆，是经过选择、联缀、意义建构的过程，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

　　(二)政策福利的喜与忧

　　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G^Walder)对中国问题进行过深人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董事长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关系。M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量，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_由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不同庇护关系，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变化与其所承载的商业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状态。@在属地经济和“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形成了“伞式”社会关系。%从尹家沟帮子熏鸡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对传承熏鸡文化、发展熏鸡企业发挥着重要的动能。

　　20世纪末，尹家熏鸡厂在沟帮子铁南工业园区投资了一个多亿资金用于建设厂房及其他固定资产，当时企业年产值才三千多万，却要负担一个多亿的债务，还有利息及各种费用。负债后企业连续亏损两年，导致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在与买家谈判的过程中，尹家人舍不得将家族产业拱手于人，将老字号这块招牌砸在自己手中。于是通过与当地政府和银行再三沟通，通过争取到免息等系列保护政策，缓解了尹家的债务危机，企业得以恢复运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从此奠定了基础。尹家人建立的辽宁沟帮子熏鸡集团目前是北镇市的纳税大户，2017年纳税532万。

　　而且在当地政府主推的许多活动中，比如特色小镇、品牌示范区评选等，沟帮子尹家熏鸡集团都作为龙头企业发挥着示范和表率作用。从政府在沟帮子尹家熏鸡瀕临破产的关键节点上发挥的能动性可以看出，政府的“伞式”保护模式使企业受益良多，但是，这种良好的关系有时也存在着风险。比如当地政府曾经出台了人驻沟帮子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资奖励、土地减免税、税收减免等。企业认为，政府出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尹家由于家大业大，也享受到了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区土地税减免等福利政策，但是很多企业进了园区，投资了大笔资金投产建设之后，土地证、房证、消防手续迟迟办不下来，有关部门还经常进行严査。久拖之下，许多小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目前尹家熏鸡集团还有许多证权问题需要不停与政府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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