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技术赋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自强之路

　　【摘要】信息传播是一种技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定人群对传媒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状况，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和命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变迁，而传媒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既有知识分子利用传媒赋权实现身份转型，也有大清帝国利用技术赋权实现体制自救。

　　传媒赋权有时是社会启蒙的工具，有时是完善体制的动力，有时是权力更迭的催化剂。社会不同力量得到的传媒赋权不同，造成各种力量在社会场域中的博弈，最终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切换。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利用传媒赋权，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自救、自强之路。

　　【关键词】传媒技术赋权,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科学与民主

　　信息传播是一种技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然而，传媒的技术赋权并非是普惠的，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传媒使用”中获得同等权益。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定人群对传媒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状况，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和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地变革和转型中，中国传媒伴随着社会转型实现了职业化，并以“进步的姿态”发挥着启蒙、革命和建设的作用。正是传媒的技术赋权，让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能够利用传媒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自救、自强之路。

　　一、从社会思想史看传媒技术的社会赋权“赋权”

　　(empowerment/empower)原本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赋权概念的提出与“权力”(power)和“无权”(powerlessness)密切相关。“西方赋权理论在本质上追求：给无权或弱势群体创造参与的机会，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通过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此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它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1]

　　“empowerment/empower”的词义有多重内涵，翻译成中文有授权、赋权、增权、充权等意思。鉴于此，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甚至医学等学科，都从自身研究的范畴出发，对“赋权”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看，传媒赋权是传媒对社会权力关系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或者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媒对社会权变产生的有效作用。“赋权”虽然起源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与实践，但人类社会思想史中有着丰富的赋权思想资源。

　　(一)“赋权理论”与不同学科的赋权研究偏向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对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为赋权理论(empowermenttheory)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资源。1976年，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出版了《黑人赋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该书研究了美国社会黑人族裔的生存状态，明确使用“赋权”一词呼吁社会为黑人增权，期望以此使黑人获得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所罗门之后，“赋权”成为社会学的经常术语，进入80年代后，赋权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以至于Adams认为社会工作进入了‘赋权取向时代’”[2]。

　　Zimmerman认为赋权定义的核心部分是个体对“控制效能的内心感知”，“这种内在效能感对激发个体积极转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3]Rigger进一步研究指出，赋权不能只是个人对自尊、成就和权力的主观感受，它还必须包含个人对权力资源和控制能力的实际占有或判断;否则，社会可以创造某些条件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进而在没有改变权力配置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已经得到控制生活权力的假象”[4]。

　　1994年，安卓森(Anderson)等人提出一个促进非洲社会发展的赋权模式，他们将赋权模式的实践过程分为五个层面：个人、社会、教育、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个人或团体获取社会资源、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社会学关于赋权的研究明显偏向对弱势群体的增权，因此西方社会赋权研究的对象多为草根组织、女权运动和市民权利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企业不断出现，赋权理论被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管理赋权强调管理者对基层员工放权、授权，以此激发基层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广大员工的创新潜能，最终的目标是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分权的研究(TannenbaumandCooke1974)和对领导者的观察(BennisandNanus1985;Block1987)显著地表明，平等的权力分享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对员工的授权可能也是一种权力激励工具，它既给员工提供了控制权，又使员工有成就感”[5]。

　　管理赋权是一种管理手段、领导职能，也是一门管理艺术。管理者在向下属赋予决策权和行动权前，需要“营造一种支持和信任的氛围，鼓励员工分享意见、参与决策制定、彼此合作以及承担风险”[6]。管理赋权需要管理者充分信任下属，让被赋权人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管理赋权可以节省高管的时间、精力，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益、团队合作的业绩，但管理赋权增加了运行的不可控性，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管理学对赋权的研究偏向企业内部管理，主要目的是调动企业的管理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传播学关于赋权的研究是社会学赋权研究的延伸，并逐渐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融合，形成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融合的研究状态。网络技术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在这个新的生活空间内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

　　因此，中国学者多从技术赋权出发，研究网络对弱势群体的增权，认为网络赋权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王全权、陈相雨认为“‘网络技术赋权’，就是指草根民众通过网络技术的使用，将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某种变革社会权力关系的力量的过程，其主要形式就是草根民众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传播互动”[7]。

　　中国学者关于网络赋权的研究一般都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但经常会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视角结束，即开篇讨论的是网络对基层社会的赋权问题，结束却是如何对网络赋权的负效应进行治理。传媒技术赋权显然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此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也形成了对赋权进行研究的热潮。

　　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是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的动力，网络是数字民主(digital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的温床。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扩散是政治变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多人认为印尼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就是被互联网推翻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威权政体对信息技术的监管是互联网发展的制约力量，“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8]。

　　因此，郑永年在《技术赋权》一书中强调，互联网赋权有两个路径，即网络既对社会赋权也对国家赋权。通过对各学科赋权理论研究的回顾，我们看到赋权有“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的情况，也有外部力量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赋权对象不仅有基层社会、边缘群体，国家往往也是技术赋权的重要对象。赋权对弱者增权，可以消除歧视、实现正义，让无力者感觉到有力，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赋权对强者的增权，可以扩大国家权力的使用边界，提升国家的治理和控制能力。

　　(二)信息传播史中的传媒赋权思想

　　上世纪80年代末，传播学才对赋权研究产生兴趣和热情;进入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繁荣，传媒赋权变成传播学的研究热点。在传播学关注“赋权理论”之前，信息传播思想史中就已蕴含了丰富的传媒赋权思想资源。研究赋权的学者普遍承认赋权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弗莱雷和阿林斯基在其著作中认为传播过程促进了赋权，罗杰斯和辛戈尔主张赋权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该过程产生于小群体内部众多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9]

　　因此，赋权和传播是联系紧密的两种活动。传播媒介是人类精神交往的载体，精神交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所以媒介环境学、发展传播学都高度重视传媒在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传媒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作用恰恰是传媒赋权的体现。媒介环境学派(mediaecology)将媒介作为人类活动的文化环境，注重通过媒介环境的变化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因此，传播学界曾长期将媒介环境学称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并非是中立、无价值的信息载体，媒介的技术特征和符号结构影响信息的编码、传输和解码;不同媒介因技术基础和符号特征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偏向;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具有重要影响，传媒技术是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源泉。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相关论著中有很多关于传媒赋权的思想。

　　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指出：帝国对“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10]。成功的帝国在选择媒介时要克服媒介的偏向，兼顾空间偏向的媒介和时间偏向的媒介，空间问题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时间问题是朝代问题、人生寿命问题和宗教问题。英尼斯主张帝国对媒介的选择，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媒介自我赋权。

　　帝国通过传播征服空间和时间，空间传播帮助帝国扩大治理的版图，时间传播帮助帝国传承不朽的功业。麦克卢汉常被人们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他主张新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己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的形式”[11]。

　　麦克卢汉认为电视的影响是湮没性的，电视无情地将儿童暴露在成人的新闻世界，让他们过早接触“种族歧视、暴乱、犯罪、通货膨胀、性革命”[12]。孩子们在没有进入学校之前，就已经在客厅发生了一场感知和态度的革命。麦克卢汉认为电视让年轻人深刻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新一代的人与3000多年前的文字和视觉文化的遗产产生了疏离。学校和家庭庆祝这种遗产的价值，更加给他们格格不入的情绪火上浇油”[13]。

　　麦克卢汉看到的就是传媒在学习方面对年轻人的赋权，它挑战了传统的教育体制，逼迫传统教育必须做出改革来适应年轻人的学习习惯。在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中，媒介技术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掌握一种媒介技术就是掌握了一种变革社会的资源和权力。媒介环境学派将媒介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发展传播学则将整个传媒当作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手段，这里不仅包括传媒技术，还包括媒介组织。

　　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基本理论模式，勒纳将大众传媒比喻成“奇妙的放大器”，它可以增强现代化因素，加速现代化进程。1964年施拉姆出版《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1962年罗杰斯出版《创新扩散》，他们分别从传媒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创新扩散的角度论证了传媒的作用。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在通过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指出：“电视在影响乡村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面貌和人际关系。

　　无论是因为电视所传递的信息，还是因为电视这一存在本身，电视都影响了村民们的人际关系、经济决定、政治意识、参与性和世界眼光。”[14]1969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出版《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这本批判学派的经典作品中，席勒指出：“‘美国制造’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15]美国电子技术的创新速度和通信技术的力量，让美国信息系统的领导者们充满了自信。

　　在大众传媒建构的权力关系中，美国的统治集团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从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传媒作为一种权力，可以被媒体组织使用，也可以被个体或国家使用。作为国家赋权的传媒是权力统治、国家发展的工具，作为个体赋权的传媒是个体现代化、个体参与政治的工具。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传媒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和渗透，以及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成为政治斗争的新形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让人们看到了传媒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认为，电视机在东欧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

　　2004年底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颜色革命成为国际报道的关键词，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成为颜色革命的经典案例。在颜色革命中，“官方媒体被严重边缘化，唱主角的是西方媒体、反对派媒体和‘独立媒体’”[16]。各国政治反对派通过媒体宣传，妖魔化当权者，鼓动群众围攻政府，为反对派的街头运动制造法律基础，通过群众性的强势舆论逼迫当权者放弃权力。街头运动、颜色革命就是政治派别对媒体权力的想象和争夺，当然也是利用媒体实现自我赋权的比拼。

　　(三)为社会思想史提供技术赋权资源

　　传媒是人体的延伸，人体延伸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传媒技术的更新速度。16世纪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到现代性社会，传媒技术的发展是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动力。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印刷技术对欧洲文明的重要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正是电影和无线电技术消除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伊斯兰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在审视西方近代史后指出，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成果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即经济领域和认识论领域。其中认识论领域就是传播领域。阿姆斯特朗同时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一种“欧洲叙事”，现代性叙事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隐秘的议题“殖民性”。

　　“殖民性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没有殖民性也就不存在现代性”[17]。资本主义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了对时空的征服，但“在现代性修辞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事实：为了增加财富，人的生命可以被忽略”[18]。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赋权被资本部分抢夺，成为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以“批判”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借助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法兰克福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特殊功能是：既能使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又能把个体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结构”[19]。

　　德国学者阿多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文化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虚假的需求”，它们控制和支配了人的文化消费，遮蔽了个体对自由和创新的追求。美国学者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的极权社会，它利用技术压抑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从而使公众变成麻木不仁、单向度的人。

　　在马尔库塞所指的工业社会，商人和传媒共同操纵了人的精神生活，文化“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陷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20]。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就是资本和权力对技术赋权的争夺，在权力争夺中资本主义奠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它的合法性。

　　二、传媒赋权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自强之路

　　技术赋权是对特定群体的增权，技术赋权并非只是对弱者的增权，国家或机构同样可以获得技术赋权。边缘群体得到赋权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能够更加主动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变迁，而传媒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媒既对社会赋权也对国家增权。

　　在中国近代史上，既有知识分子利用传媒赋权实现身份转型，也有大清帝国利用技术赋权实现体制自救。传媒赋权有时是社会启蒙的工具，有时是完善体制的动力，有时是权力更迭的催化剂。社会不同力量得到的传媒赋权不同，造成各种力量在社会场域中的博弈，最终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切换。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利用传媒赋权，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自救、自强之路。

　　(一)传媒成为知识精英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工具

　　知识精英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统治阶级治国的“伙伴”或“工具”，在封建体制内他们甚至包含在“统治阶级”阵营，只不过他们是统治阶级中最底层的成员。近代社会的内忧外患，科举制度的消亡，使得中国知识精英丧失了传统的制度身份，成为社会力量场域中的卑微群体或流浪书生。

　　近代报刊的传入使知识精英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很快学习和掌握了近代报刊的运作技巧，利用报刊传播先进思想，发起社会运动，实现了知识精英向知识分子的转型。报刊让中国知识精英得到了技术赋权，他们从报刊舆论中体会到知识的力量，也从文人论证中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利。中国古代的“士”有学士、勇士、方士、策士等之分，但后来演变成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泛称。孟子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见《孟子·滕文公下》)意即：士出来做官，就像农民耕种一样，都是一种本职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排在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成为当时最高等级的百姓。但“士”同时又是最低的贵族阶层，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他们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21]。

　　然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滑向社会边缘，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进仕之路。“古代知识分子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之后，虽然在精神上能驰骋于自由的王国，在现实社会中却反而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不像以前的‘士’大体上都是‘有职之人’，极少有失位之事”[22]。

　　传统知识分子强调仁、义、礼、智、信，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具有家国情怀，维护精神道统。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虽然失去了传统体制的保护，但“作为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他(们)比较富于使命感和正义感”[23]。正是这种使命感和正义感促使他们有意识地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变。

　　近代中国社会没有西方知识生产的土壤，知识分子无法成为独立的知识生产群体，他们转而选择近代报刊来实现报国理想。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将近代报刊带入中国，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虽然充当了列强侵华的“马前卒”，但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并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报刊在宣传和动员中的重要作用。

　　传媒赋权既为知识精英带来社会力量的增量，也重构了知识分子产生作用的“社会关系”。近代知识精英置身于政治决策之外，是遭受忽视甚至歧视的群体，近代报刊的繁荣恰恰给他们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和渠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24]。

　　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形成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从《中外纪闻》到《时务报》，以及其他的维新报刊均以“论说”为主，进而形成了近代中国报刊的“文人论政”特色。“梁启超身兼数职(官、学者、流亡者、报人)，他象征了知识分子以报纸为突破口转换身份，试图重新进入政治舆论中心”[25]。

　　梁启超曾担任《中外纪闻》和《时务报》的主编，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梁启超对新事物特别敏感，“他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在当时曾经打动了不少读者，因此名重一时”[26]，成为当时“所向披靡”的改良派宣传家。传媒的力量赋权和关系赋权，使中国社会的读书人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变成具有舆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吸引着中国社会的注意力，以更加灵活的姿态调动社会的精神能力，积极参与到启蒙和救亡的政治任务中去。

　　(二)鸦片战争前后体制内精英的技术赋权之路

　　古代中国人信奉“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地处“天下”的中心位置，中国之外皆属藩属或蛮夷。进入中国近代史，随着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文化，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侵略，使国人原本自信自强的世界观发生了动摇。随着时空观、世界观和文化观的改变，国人发现“外国已不是不值一提的化外番邦，而是有远胜于我的长处的强国”[27]。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西方列强纷纷来华侵略和掠夺，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了寻求国际市场、转嫁国内矛盾，必然将“海外殖民”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庞大，这些优越的资源条件自然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清政府相对于它的子民来说是强者，但相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却是弱者。面对国家和民族出现的危难，清朝体制内的精英形成了“实业救国”的理念，期望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

　　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也是一种统治工具。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其实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征服，一条是文化侵略。伴随着西方强盗的坚船利炮，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报刊宣传。当中国文化被迫遭遇西方文明的时候，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意识到技术赋权的重要性。知识精英呼吁国人正确对待西方文化，通过技术革新谋求中华振兴之路;政治精英则想通过技术赋权维护封建统治，抵制西方列强进一步入侵。

　　早期精英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出版宣传的力量，纷纷通过被动或主动的方式开展文化传播，期望通过文化宣传“开明智”。早期精英的宣传任务是想唤醒清政府的现代意识，期望通过国家赋权发挥科技改造社会的作用。魏源(1794—1857)曾受林则徐的嘱托，翻译编印了4册《海国图志》(初刻于1842年)。

　　该书在系统介绍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策。魏源是首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受官僚所托进行的出版活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传媒赋权”的最早实践。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终于汲取了失败的教训，不断谋求“技术兴国”的道路，期望在国家层面实现“技术赋权”。

　　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清政府终于用领土和主权，换来了国家局势的“暂时稳定”。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统治集团中的清醒派深感“和平”的脆弱，他们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全国推行了一项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事实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运动。

　　洋务运动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自我赋权，他们将军事现代化作为运动的最高目标，期望运用西方科技改造中国的武装力量，从而阻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入侵。现代科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产品，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理想的重要内容。“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阻止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

　　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28]。现代科技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清王朝并不具备现代工业化所需的产权结构、管理模式、科技体制和市场机制等制度资源，因此洋务运动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的覆没，标志着洋务派实施了35年的自救运动彻底破产。

　　传媒赋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国知识分子在使用报刊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报刊作用的理解。洋务运动是国家通过“技术赋权”追求富国强兵，五四运动是知识精英通过“技术赋权”寻求救国之路。到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精英通过出版物将进化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向国人传播，引起国人精神、信仰和世界观的根本变化。

　　新文化运动不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改造，而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五四运动和文艺复兴都是文化运动，后者开启了近代西方文明的门径而前者亦是中国人长期摸索近代化与世界化的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32]。五四运动甚至全盘否定传统价值观，将“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抬高到绝对的地位，认为他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准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33]。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4]1919年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宣言》，文中提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35]。

　　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清政府中部分清醒官僚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通过技术赋权强化统治的合法性，期望科技能够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扩张，最终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步伐。知识精英在被迫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自觉利用传媒赋权宣传进化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在五四时期形成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官僚机构和知识分子都利用技术赋权改变弱势地位。

　　传媒赋权隐含在技术赋权之中，传媒赋权又是技术赋权的重要推动力。虽然大清王朝没能挽回它的崩溃命运，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力拯救整个国家，但技术赋权、传媒赋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第一波技术赋权的浪潮后，中国社会才可能向共和体制、人民主权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全权，陈相雨.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J].江海学刊，2013(4)：103.

　　[2]孙奎立.“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J].东岳论丛，2015(8)：92.

　　[3]孙奎立.“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J].东岳论丛，2015(8)：91.

　　[4]孙奎立.“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J].东岳论丛，2015(8)：91.

　　[5]安弗莎妮·纳哈雯蒂.领导力[M].王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10.

　　[6]安弗莎妮·纳哈雯蒂.领导力[M].王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11.

　　传媒方向评职知识：传媒类期刊论文发表要求

　　《新闻前哨》为新闻刊物。研究当代新闻理论，探讨新闻传播规律，传播新闻改革信息，反映新闻战线动态，介绍新闻业务知识，展望新闻发展趋势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省内外新闻界有一定的影响,受到了新闻界同仁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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