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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0-09-30 10:22

本文摘要:[提要]18 世纪中叶以来,农业发展与人口迁移促使木垒 - 奇台 - 吉木萨尔一线发展成为连接天山北路绿洲与阿尔泰山草原的农牧交错带。这条农牧交错带东连河西走廊,北接蒙古草原道,成为连接边疆与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密切了边疆各区域之间、边疆与内陆之间的

  [提要]18 世纪中叶以来,农业发展与人口迁移促使“木垒 - 奇台 - 吉木萨尔”一线发展成为连接天山北路绿洲与阿尔泰山草原的农牧交错带。这条农牧交错带东连河西走廊,北接蒙古草原道,成为连接边疆与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密切了边疆各区域之间、边疆与内陆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使边疆更有效地整合进了区域与 国家体系之中。走廊促进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使生活在边疆的民族更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关键词]天山北路; 农牧交错带; 走廊学说; “游记”文本

草原

  一、问题的提出

  天山北路是中国游牧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大体与新疆北部草原的范畴相当,长期以来在 国人的印象中呈现出两种形象。要么站在农耕文 明的立场上,视之为需要改造的“蛮荒”之地; 要么 站在游牧文明的立场上,强调其独特性并视之为 “自由”之乐土。哈扎诺夫指出,这两种形象比人 类学中“高贵的野蛮人”形象更为久远。[1]( P. 1) 它们 “看似相悖,实则相近”,都“以中心看边缘”,强调 新疆北部草原深刻的边地属性。它距离内陆遥 远,其生态环境与内陆区别甚大,生活着的人群及 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也与内陆地区的人群有显著 差异。 在该地区游牧社会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典 型研究范式。

  一是认为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的族 群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自然与社会边界,将草原 地区想象为游牧的世界,专注于呈现和分析游牧 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独特性并以哈萨克族与蒙 古族牧民为主要研究对象[2]; 二是在“国家 - 地方 社会”的范式下探讨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和 地方社会的应对,进而揭示草原地区发展与游牧 社会变迁的关系[3]。

  18 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北部草原发生了巨变。 一些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农耕族群进入草原, 以村落的形式带状分布于草原边缘的绿洲,或是 点状嵌入到草原深处的河谷与盆地。学术界对农 耕社会的研究相当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首先,通过屯垦史、移民史、城镇史的研究重构新 疆北部草原地区农耕社会发育、形成与变迁的脉 络; 其次,借助史料、档案、方志和口述材料,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勾勒这些社会的社 会文化风貌; 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国家 对新疆北部草原地区的经略,通过治理体系与治 理政策及其得失的分析,探讨当代边疆治理之道。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北部草原人群及 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 不足。

  一是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研究沿着两条 并行不悖的线路行进,彼此的关联较少被关注; 二 是倾向于在区域内甚至更小区域内开展研究,较 少关注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地区在族群、经济、社 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 三是深陷“从中心看边 缘”的视野中,强调“中心”向“边缘”的辐射,而忽 视了“边缘”向“中心”的聚合。

  从学理上讲,“游 牧民”与“农耕民”、“边疆”与“内陆”、“边缘”与“中心”难道不是处在双向度而非单向度的交往交 流之中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要弥补上述不足,就需要转换研究视角,更多 地从“边疆”和生活在边疆的族群出发,从关联性 的角度探讨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地区在族群、经 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这种关联内 在于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中,但要在它们的内 部去发现却并不容易,更可取的路径是在农牧交 错带去探寻。

  天山北路东段的“木垒—奇台—吉 木萨尔”一线介于阿尔泰山东段南麓草原与准噶 尔盆地东南绿洲之间,兼有草原与绿洲两种生态 景观,是一条典型的农牧交错带。 清中期到民国时期,天山北路东段的人群、经 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记录大量出现在游记文 本中。这些记录不仅丰富,而且还非常细致,是不 可多得的“民族志”材料。

  本文运用这些游记文本 中的记录,结合地方文献和相关研究资料,以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为分析时段,探讨天山北 路东段这条农牧交错带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分 析这条地带如何将新疆北部草原地区整合进了区 域社会中,如何作为走廊连接了新疆北部草原地 区与祖国内陆,如何增强了生活在该区域的民族 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 步对当前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 思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一些初步思考。

  二、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天山北路是一个狭长的地理单元,南倚天山, 北枕准噶尔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兼有绿 洲与草原两种地理生态景观。拉铁摩尔说该区域 “不但可以依赖高山水源灌溉,还可以接受自然降 水的资源补给,生存条件优渥。因为水量充沛,绿 洲被草场连成一片,形成由草场包围的绿洲形态, 绿洲的边际隐蔽在草原中间地带之中”[4]( P. 106) 。 在他看来,这些绿洲是“边际模糊的绿洲”,带有很强的过渡地带性质。

  还有学者认为“天山北麓地 区及南准噶尔区,位于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 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5]( P. 123) ; 松 田寿男也说“天山山脉不仅是区分南北两种环境 的一条边界线,而且山地本身就兼有两种地理情 况,成为两种地理情况交会的地带。

  也就是说,这 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 重色彩,应当把它看作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 界线”[6]( P. 15) 。毋庸讳言,天山北路的生态环境为农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以前,天山北麓的细石器时代具有农业 迹象的遗址多分布在乌鲁木齐以东地区,生产结 构以游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7] 巴里坤县石人 子、奎苏、冉家渠等处,彼此地域毗连,曾发现距今 2800 年左右的多处早期遗址、墓葬,出土过碳化小 麦粒、大型磨谷器等。[8]( P. 262) 汉唐时期曾在天山北 路屯垦,集中在今吉木萨尔县周边地区,延续至五 代十国时期。宋代仍在这一带有少量农业,元代 则在此军屯。[9]

  ( P. 12 - 16) 明末清初,天山北路为准噶 尔部( 卫拉特蒙古一部) 所控制,农业有所发展,农 业分布在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 周边零星一些地方。王希隆指出,“农业劳动者基 本部分是来自天山南路的维吾尔人,还有从事农 业生产的准噶尔人、中亚布哈尔人、布鲁特人、哈 萨克人、汉人、乌梁海人、东蒙古人等民族和部落 的人口”[10]。 清代自康熙二十九年( 1690) 至乾隆二十二年 ( 1757) ,迭经三朝,历时 68 年,最终平定了准噶尔 贵族叛乱,统一了天山北路。

  为经营西北,乾隆皇 帝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为思路确定了“屯垦为 先”的策略,正所谓“而辟新地实边防,尤宜以移民 为继”[11]( P. 306) 。曾问吾指出“山北之迪化( 现乌鲁 木齐市) 、镇西( 现巴里坤县) 各属,山南之吐鲁番 大兴户屯,广事招徕,内地之汉人及汉回负载出 关,辟草莱,长子孙者不下数十万人”[11]( P. 301) 。乾 隆四十二年( 1777) 前后,古城、木垒、奇台兵屯人 数 1100 人,奇台县户屯 1994 户 6824 人,天山北路 农业人口估算有 37403 户 112942 人。[9]( P. 79 - 82) 道 光二十二年( 1842) ,林则徐途经木垒,说“四十里 木垒河,商贾云集,田亩甚多,民户约五百家”,经 奇台时说“田畴弥望”,经古城( 现奇台县城) 到阜 康时说“沿途田亩连塍,村落连接”[12]( P. 46 - 47) 。

  同治三年( 1864) ,北疆大乱。战事平息后,政 府仍大兴屯田,招募关内农户屯垦。光绪十二年 ( 1886) ,方希孟途经奇台到孚远县( 现吉木萨尔 县) 时,记录下“五十里至大泉,村树连绵,居民多 沿天山北麓。雪消土润,麦垄青青”,次日又说“四 十里过双汊河,长林丰草,弥望无涯,土地肥饶,农 业最盛,皆赖天山雪水,引之灌溉”[13]( P. 117 - 118) 等。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裴景福由木垒至奇台,再至 吉木萨尔,记录了沿途农庄情况。由木垒至奇台, 他写道:四月葵巳……三里右有废垣,左岭远伏,西行 偏南六七里,左有村庄,过水沟,见天山,十里至沟 底,崖有居民,垂柳数株。天山渐向南去,复由南折 西,绕奇台之南,右平旷,左岭长而低,夹道村庄,树 木迤逦。间向西南行,十里至奇台,有故城,驻巡检, 铺户一百余家,民居种地者多。

  [14]( P. 273 - 274) 经奇台至吉木萨尔,他又写道: 初三日……三十里过河至小屯,左岭有耕户 村庄,右仍草滩。二十里至大泉,民居四五,有饭 馆,过此,村树络绎,农居多沿天山北麓,四月初 雪,消土润,种麦。五六月开渠,引天山雪水以救 旱,北望无际,悉湖滩草地。五里右岭起,破垣数 十无人,八里下坡,二里行树林中,参差蒙密,极似 江南光福风景,但少小山平田耳。[14]( P. 278) 屯垦深刻地改变了天山北路东段的人口与民 族结构。阚耀平的研究揭示出,这一带人口多出自 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有民户、商户、遣户、兵眷和 安插户等几种类型,又以民户为主。整个乾隆年 间,天山北路东段迁入人口达 16. 4 万人,除汉族外, 还有回族、满族以及经商的维吾尔族。[15]

  据曾问吾 的统计,宣统元年( 1909) ,孚远县城乡户籍人口 1782 户 7741 人,奇台县 6326 户 13310 人,两县另有 本省寄居者 291 户 1395 人、外省寄居者 2317 户 10361 人,还有外侨 34 户 161 人[11]( P. 394 - 395) 。 人口聚集带动了天山北路东段城镇的发展,道 光八年( 1828) ,方士淦自伊犁惠远城( 现伊犁霍城 县) 东归内地,对吉木萨尔、奇台与木垒等城做了描 述。在他的笔下,吉木萨尔“万家烟火,市肆无物不 有”,古城“口内人商贾聚集”,木垒河“居民铺户极 多”,更以“银奇台”描述这一带之繁盛。

  [16]( P. 24) 光绪 三十二年( 1906) ,方希孟应伊犁将军长庚召,二次 入疆。到木垒河时,他写道“兵燹后三十余年,市 上仅一百五六十家,迄未复一”[13]( P. 115) ; 古城的情 况稍好,他用“渐臻繁盛”来形容,说“市长三四里 许,栋屋鳞比,圜阓喧阗”[13]( P. 117) 。 总之,天山北路东段的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 迅速增长,成为一片农牧结合的区域。[17]( P. 104) 在 黄达远看来,这片新农业区的出现将农业民族界 限向西推进了数千里,形成了一个新的与游牧民 族交汇的经济圈层。[18]这片区域也是一条重要的 农牧交错带,既在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作了区分, 又为两类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创造了条 件。

  三、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人文生态

  天山北路东段的人文生态因农牧交错带的出 现而巨变,呈现出了拉铁摩尔所说的“过渡地带” 诸多特征,包括混合生计、族群共居、文化杂糅等 现象。 天山北路绿洲农业区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原冲 积扇、冲积平原沿河两岸和淡水湖滨等三角洲,外 围便是适宜游牧业的高山草甸、平原荒漠地带。 在游记文本中,荒漠、草地、林地、农田和村落总是 交替出现,生动地呈现了“边际模糊的绿洲”形态。

  裴景福从古城到吉木萨尔途中记录“左右村树麦 地,八里平旷入草地……十里荒野沙漠,十里榆林 渐多,至双汊河,民居小店五六”[14]( P. 279) 。光绪三 十三年( 1907)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途经吉木萨尔和 古城时说,“我们骑马穿越了二工、芨芨窝子村和 头工村等地。农作物地带结束后,开始了空旷的 平地,平地上生长着高大的粗糙的‘芨芨草’,右面 看到两片树林”[19]( P. 271) 。

  四、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走廊意义

  奇台素有“银奇台”之称,既强调此地之富庶, 也强调此地的中枢地位。林竞说“奇台,俗称古 城,地居新疆北路之东枢,四塞灵通。秦、陇、豫、 湘、鄂商人,出嘉峪关经哈密而至; 燕、晋商人,由 张家口、归化经蒙古草地而来”[23]( P. 149) ,又说“盖 古城商务,在地理上不特为新疆全省之重心,且有绾毂新、阿、蒙三区之势矣”[23]( P. 150) 。

  因此,天山 北路东段不仅是新疆北部的中枢,还向北与蒙古 草原道相接,向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连接边地与 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 前文中所提“驼道”实为“粮道”,又被称为 “蒙古食路”。在拉铁摩尔看来,此路之形成与阿 尔泰山东部没有无法逾越之山梁、沿山麓井泉连 属、山脉中不能保存多量冰雪等地理特征相关,即 “既有水草,同时又可避免险阻”,可为大队牛羊的 通路,是由游牧的“进行方向”演变为了商业通 路。[5]( P. 131) 此路与清初“旅蒙商”③ 所开辟的商道 相连,经归绥、张家口,与京津晋一带相连。“蒙古 食路”和“旅蒙商”开辟的商道合称为“蒙古草原 道”。清平定准噶尔后,甘冒风险的汉族商人逐渐 从漠北蒙古地区深入到边远的唐努乌梁海、科布 多和新疆伊犁等地。[28]

  ( P. 93) 毋庸讳言,天山北路东 段木垒、奇台与吉木萨尔一线是重要的联结点。 方士淦这样描述奇台: “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 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 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 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 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 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16]

  ( P. 24) 裴景福途经 木垒时说,“咸丰间,木垒河市廛极盛,民居过万, 凡山西、归化城货物悉屯积于此,蒙古诸盟亦来贸 易,为北疆大聚落”[14]( P. 273) 。商民利用哈萨克族 愿意“将马匹易换货物”的机会,从内地调取大批 绸缎、布匹、茶叶、药材等商品,在乌鲁木齐、伊犁 等地设置贸易市场与哈萨克族进行交易。奇台还 是全疆货物流通的枢纽,方希孟说奇台“北接旱三 台,南通吐鲁番。关内草地运来百货,囤积转销, 西至伊犁,北至塔城,与俄交易,南至哈什、叶尔 羌,与英交易。洋货大宗亦集此,而后东进嘉峪, 北至归化城”[13]( P. 116 - 117) 。

  五、“走廊”之于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21 世纪以 来,国 内“走 廊”研 究 方 兴 未 艾。 “走廊”的概念由费孝通先生于 1980 年提出,旨在 以一种区域研究视角破除单一民族研究之局限, 以对历史与现实中各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 “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将交互性与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33]王铭铭认为,这昭示着一种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 的可能,为体会、理解和认识横向连接与纵向差序 之间的纽带提供了机会[34]。

  草原论文投稿刊物:《草原》(月刊)创刊于1950年10月,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是自治区唯一一家省级汉文文学月刊,是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中创刊最早的文学刊物,是全国省市中最早创刊的文学刊物之一。除了在“文革”期间停刊数年外,一直站在文学的前沿。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主要发表蒙族作家的作品,也选登部分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主要栏目:讴歌、古韵新声、小说在线、楷模、和谐之声、文谭前沿、美术。

  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边地的新疆北部草原 地区与内陆之间本就存在着人与物的流动,生活 在这一地区的族群与生活在内陆的族群之间本就存在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往交流 交融。藉此,边地不断主动融入和被有效纳入国 家体系,边地的族群不断生长出并巩固了对中华 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忽视关联性的存在,对 特定地域和族群的认识便很难做到客观深入,还可能误导关于边地与国家、生活在边地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本文的研究还说明,从关 联性视角重新审视边地与国家、生活在边地的民 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有助于反思新疆民族学人 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今后的研究提 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方向。

  作者: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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