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
摘要：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
关键词：出口机会进口竞争出口持续时间Cox比例风险模型产品关联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工业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运用于生产领域的典型技术，备受世界各国重视。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还是日本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均已将工业机器人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亦不例外，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首次将智能机器人列入先进制造技术中的前沿技术;2016年发布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而且将机器人产业发展写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世界各国对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大力支持，催生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出口机会。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公布的《2021年全球工业机器人报告》显示，全球工厂中运行的工业机器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300万台。工业机器人市场出口机会的不断增大，也使得各国企业纷纷进入，部分企业更是把握先机，迅速在国际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目前，德国库卡(KUKA)、瑞士ABB、日本发那科(FANUC)和安川电机(Yaskawa)四大厂商牢牢占据着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第一梯队，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约为50%，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36.64%①。工业机器人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出口机遇，而起步较晚的劣势，也使得中国出口企业不得不直面日益加剧的进口竞争(Faber，2020)。
虽然2020年中国的机器人安装量增长了20%，出货量为168400台，是有记录以来单个国家的最高数值，且销售增长速度自2015年后位列全球第一(程虹、袁璐雯，2020)，但中国机器人制造商国内市场份额仅为27%(45，000台)②，目前仍主要依赖“四大家族”等海外公司的产品，进口竞争已然十分激烈。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中国机器人出口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利润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否持续生存的问题。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中国超过66%的工业机器人企业，其出口持续时间甚至不足1年;仅有不足5.2%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可以达到5年及以上。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叠加对中国机器人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围绕出口持续时间这一核心问题，本文首先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进出口企业持续时间的研究脉络，然后从外部政策和内部特征两方面综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强调工业机器人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有必要从生产率变化和技术邻近角度考察工业机器人企业提高出口持续时间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已有研究来看，对企业生存时间的研究始于进口持续时间。BesedešandPrusa(2006a)对美国、Nitsch(2009)对德国、HessandPersson(2011)对欧盟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进口产品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大多只有1～2年。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纷纷转向出口持续时间，BesedešandPrusa(2011)率先研究了46个国家的出口持续时间，其中位值不到2年;无独有偶，Albornozetal.(2016)对阿根廷、D'Amatoetal.(2020)对非洲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具体到中国情形，陈勇兵等(2012)发现中国企业在新市场中的出口持续时间均值仅为1.6年。
企业在出口过程中的迅速失败，不仅会抑制国家层面的扩展边际，还会对企业自身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国内外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来挖掘和解读出口持续时间差别背后的原因。在外部政策方面，积极的贸易促进政策(如双边关税优惠幅度提高和出口加工区政策实施)，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FugazzaandMcLaren，2014;孙浦阳、张龑，2019)。
在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Zhouetal.(2019)发现中国加入WTO后，进口关税大幅降低延长了出口持续时间，而赵瑞丽等(2016)发现最低工资的上涨虽然提高了企业成本，但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生产率，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在企业内部特征方面，学者们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外国融资较之国内融资影响更大(Clarke，2012;D'Amatoetal.，2020);如果企业拥有出口产品和目的地的经验，拥有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拥有可以溢出生存信息的“邻居”，则对其出口生存大有裨益(陈勇兵等，2012;刘慧、綦建红，2018)。
虽然已有文献强调了外部政策和内部特征对一般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但是工业机器人企业作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典型代表，具有高技术性和强竞争性的特点，因此生产率和技术有可能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影响因素。从生产率的角度看，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都有可能通过产品创新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Steinwender，2015)，但是二者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生存的共同冲击效果究竟如何，已有文献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从技术的角度看，工业机器人作为最终产品，与其中间品和相似产品之间存在高度的技术关联。
一方面，企业为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生产成本，会将原来“内置化”的生产转移给效率更高的上下游企业(刘斌、王乃嘉，2016)，这些中间品与工业机器人企业高度关联，因此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有可能通过影响工业机器人中间品传递至工业机器人企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中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提高市场生存能力(包群等，2015)，相同行业中的企业也可以通过相似产品带来的技术外溢提升出口扩展边际(孙天阳等，2018)。
虽然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起步较晚，但是与之关联度高的企业仍然具有潜在的技术优势，工业机器人企业能否通过关联产品的技术外溢来应对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现有关于机器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者，却忽视了工业机器人的提供者，尤其是工业机器人的出口企业，为此本文尝试从工业机器人出口者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
第二，以往文献大多只考虑进口竞争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忽略了出口机会这一重要因素，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同时将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纳入，考察其对工业机器人出口生存的双重叠加影响。第三，现有生存分析的文献在研究“以邻为鉴”的学习效应时，普遍注重相同出口市场的学习效应，即地理关联效应，并未将技术关联考虑在内，本文尝试从产品关联的角度进一步考察技术关联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的影响。
二、出口生存事实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首先，根据IFR对工业机器人的定义，按照HS6位产品编码①从海关数据库中识别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其次，从企业-产品维度进行分析，并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定义为企业i从开始出口h产品一直到停止出口所历经的年数。最后，将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工业机器人企业持续出口能力较弱，约2/3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企业在1年后就退出出口市场，而持续出口5年以上的企业仅占3%左右，可见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较短，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面临较大的压力，加强其国际竞争力、稳固国际市场地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企业出口生存函数的估计
本文借鉴陈勇兵等(2012)采用的生存分析方法，构建生存函数(生存率)和危险函数(危险率)，刻画中国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
(三)工业机器人进出口额与企业平均出口持续时间
2000-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额整体均呈现不断上升之势，进口额在2013年之前逐渐增加，反映了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的同时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工业机器人的进口额始终高于出口额，特别是在2008-2013年间进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根据IFR的统计，2008-201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以年均36%的速度高速增长，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日趋旺盛，带来了巨大的出口机会。
工业机器人进口额在2013之后开始下降，且出口额超过进口额，同时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年均出口持续时间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在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年均出口持续时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不断上涨的趋势，再次说明有必要对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与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
三、实证设计与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核心解释变量
在日趋自由化的双边贸易或多边贸易中，出口机会的增大通常与来自国外竞争的加剧同时发生，单独考虑其一会造成遗漏变量偏误，故本文同时引入出口机会(Exp)和进口竞争(Imp)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借鉴Steinwender(2015)的定义，二者分别采用中国机器人产品出口额对数和进口额对数来衡量，数据来自BACI数据库。
2.控制变量
参照陈勇兵等(2012)、赵瑞丽等(2016)等代表性文献，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以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2)企业年龄(Age)，参照Colombellietal.(2013)的做法，引入Age与Age2来反映企业的年龄及其非线性变化;(3)信贷约束(Credit)，本文参照Fauceglia(2015)等文献，采用负债比率(流动负债/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融资依赖性;(4)企业所有权性质(State)，本文引入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5)出口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参照BesedešandPrusa(2006b)等学者的做法，以新出口企业第一年的出口额作为企业的初始出口额来衡量;(6)人力资本(Resource)，采用人均应发工资与福利费之和的对数来衡量;(7)产品多样化(Variety)，采用t期企业出口机器人产品种类数的对数来表示。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所有变量的检验结果都显著。企业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年龄对生存率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企业年龄超过一个限度时，由于企业行为僵化等原因会发生逆转(Esteve-Pérezetaletal.，2012);信贷约束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信贷约束越高的企业受资金约束从而出口持续性较差;核心度系显著为负，表明机器人产品的核心程度越高，核心竞争力越强，出口机器人产品的企业存活时间越长;产品多样性的系数为负，表明企业出口机器人产品的种类越多，生存率越高。企业规模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企业规模增大，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生存率随之增强。
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机器人制造水平整体偏低，使得高工资与高工作效率并不匹配，致使企业成本增加，加速了企业的退出。出口不确定性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企业初始出口额越大即出口的不确定性越小，则企业的危险率越低，生存时间越长，与刘慧、綦建红(201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而所有制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表明国有企业生存率更低，再次印证了典型化事实的结论，即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其他企业普遍偏低。
四、作用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会提高出口机器人企业的生存能力，进口竞争加剧会降低出口机器人企业的生存能力，而这一促进作用背后的影响机制如何，尚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从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两个途径来分析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影响出口机器人企业生存的机制;同时，考虑到传统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本文采用Dippeletal.(2020)的内生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Dippeletal.(2020)使用单个工具变量来估计中介变量对最终结果的因果影响，虽然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都可能是内生性的，但Dippel认为单一的工具变量足以确定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第一步是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Cox估计，估计方程与基准回归一致;第二步是将核心解释变量的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引入各自因果识别的过程，其中估计参数由标准的2SLS估计识别。
(一)企业生产率
随着出口市场增大和同类企业增多，企业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生产率成为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以中间投入品为代理变量的LP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 第(2)列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出口机会系数显著为正，进口竞争系数为负但显著性不强，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机会的增大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企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增加盈利能力，降低了企业出口失败率。
进口竞争对企业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但是由于机器人产品对技术要求较高，出口机器人的企业本就具有一定竞争能力，故负面影响较小，且显著性不高。第(4)列是加入TFP之后的Cox回归结果，表明TFP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危险率，与企业放弃出口某种产品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关系，与出口持续时间正相关(BernardandSchott，2010)，证实了生产率中介效应的存在。
(二)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反映企业在产品开发和创新方面的有效性(LumpkinandDess，1996)。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越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一方面，从创新产出的角度看，专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另一方面，在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三种专利中，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高、创新价值大、核心竞争力强，最能体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刘慧、綦建红，2021)。因此，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来衡量技术创新(Innovation)，数据来自2000-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的匹配结果。
第(3)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可以带动企业的发明创造，但进口竞争却抑制了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且抑制作用更大;第(4)列中Innovatio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越强，危险率越低，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越长。究其原因，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强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5%～4.1%的水平，且申请发明专利的企业比例也明显偏低(明秀南等，2019);现阶段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虽然出口机会增大可以在一定程度带动企业创新，但进口竞争压缩了企业生存空间，降低了销售价格，导致利润受损，缩减了企业的研发投入(Autoretal.，2020)，最终迫使企业退出出口市场。
五、基于产品关联的进一步拓展
面对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的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不仅需要提高生产率，还需要从技术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求赶超国外先进企业。在已有文献中，“以邻为鉴”的学习效应文献普遍考察相同出口市场的学习效应，但是与地理关联相比，技术关联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且产品之间关联度越高，技术关联度越高。因此，本文从关联产品的叠加影响和企业内部产品关联度出发，进一步考察技术关联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一)基于关联产品的叠加影响产品空间理论认为，生产一种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生产已具有比较优势且关联性较强的产品，即关联性较强的产品能为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经验;但在一定的成本约束下，企业为延续出口，会将资源配置于最核心的产品(彭国华、夏帆，2013)。
(二)基于企业与工业机器人产品的内部关联
企业与机器人产品的关联程度越高，生产机器人的能力越强，出口生存优势越大。一方面，企业本身具有生产力优势，由于要素投入、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与生产既有产品相似，产品转换成本更低，即使是新进入机器人生产行业的企业也能依据现有设备和人力资本迅速完成机器人的生产;另一方面，需求市场的相似性可以助力企业出口，机器人与企业既有产品关联度越大，目标消费群体的相似性越高，企业可以减少机器人的市场调研与市场开拓费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出的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数据，运用K-M生存分析法发现，绝大部分出口机器人企业的生存时间不足一年，充分暴露了退出率高、生存时间短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并存下的工业机器人出口持续时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基于内生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改变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生存;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加以应对。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在政府层面需加强政策扶持，支持优势企业进行产品转换。随着工业机器人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全球范围内的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和出口机会得以迅速增加。中国政府应抓住这一现实机遇，明确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完善机器人协同创新体系，并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关联度高、核心度低的企业进行产品转换。在企业层面需提高自身专业化程度。
首先，工业机器人企业初始生产率相对较低，进口竞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此时企业应致力于发展多样化产品，减少与行业巨头的直接竞争;其次，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项目为抓手，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差异化产品。在行业层面需要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工业机器人企业应与同行业和上下游关联企业加强资源共享，提高企业内部产品的关联度，发展技术共享的关联产品，为抢占出口机会和直面进口竞争奠定良好的竞争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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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伟康綦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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