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在与自尊之间的关系，生命意义在家庭亲密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抽取上海高校529名大学生，采用自尊量表、家庭亲密度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否学生干部大学生自尊的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家庭
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在与自尊之间的关系，生命意义在家庭亲密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抽取上海高校529名大学生，采用自尊量表、家庭亲密度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否学生干部大学生自尊的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家庭亲密度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257,P<0.01)，生命意义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420,P<0.01)，家庭亲密度与手生命意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535,P<0.01);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亲密度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加强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有助于提升大学生自尊水平，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关键词自尊;大学生;生命意义;家庭亲密度
自尊(Self-esteem)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的经典核心概念，它是指个体在自我意象及价值的基础上对自身值得他人或社会尊重的程度或重要性给出的综合性评估[1]。
自尊是个体被他人认可和接纳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被肯定，则会产生积极自我评价和体验，体验到更高自我价值感，自尊水平较高;否则自尊水平较低，不能积极地承认自己、悦纳自己和认同自己[2]。最新研究表明，高适恰自尊是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完美自尊水平，适恰自尊是指以适度恰当满足大小我需要为基础的自尊，当“大我”(大我希望维持个体间相融合)和“小我”(小我想要追求个人的独特)的需要同时得到均衡适度的满足，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3]，自感自尊自信。高适恰自尊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3]。
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4]、自伤或自杀[5]等问题或行为。因此，自尊是一种保护性结构，可以为个体提供“盾牌”，以防御生活的压力和紧张[6]。家庭亲密度(FamilyCohesion)指个体与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结的程度[7]，家庭亲密度高的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亲近，家庭氛围融洽，彼此信任，情感交流多而丰富，家庭归属感和依赖感强。
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上相互支持有助于家庭基本功能的充分实现[8]。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对个体心理特征的发展影响重大[9]，有助于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养成。自尊作为人格的核心因素[10]，与家庭环境尤其家庭成员之间融洽的情感氛围有密切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与自尊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1]。Beck的认知易感模型认为个体家庭中遭遇的负性经历会使其对自我和周围环境产生消极认知，进而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12]。家庭亲密度对个体自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家庭亲密度对个体自尊影响的内在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
生命意义感(Meaninginlife)，是个体感到自己的生活可以被理解、自己被有价值的目标指引并且感到生活有价值时的感受[13]，是一种主观认知判断的情感，寻求生命的意义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体验到生命意义与一系列积极指标(如幸福、生活满意度)紧密相关，能感受到更多的生命乐趣和崇高;反之与一系列消极指标(如抑郁、焦虑)等密切相关[14]，感受到更多生命的沉重与无奈。生命意义感维持和流动模型提出，对意义感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关系结构[15]，家庭亲密度越好，家庭关系和所营造的家庭氛围越好，获得的家庭支持越多，关系结构就越好，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就越强[7]。
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7]。此外，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能正向预测自尊[16]，即生命意义感越高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会有更高的自尊水平。由此看来，家庭亲密度、自尊和生命意义的联系十分紧密。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功能和希望中有中介作用[17]，而自尊是希望的启动因子[2]。综上，本研究欲通过对大学生家庭亲密度、自尊和生命意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家庭亲密度、自尊和生命意义的影响机制，为培育大学生拥有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抽取上海某高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580份，收回有效问卷529份，有效率为91.2%。其中，男生142名(26.8%)，女生387名(73.2%);城镇学生467名(88.3%)，乡村学生62名(11.7%);学生干部150名(28.4%)，非学生干部379名(71.6%);被试年龄17-22岁，平均年龄为(19.21±0.83)岁。
1.2研究方法
1.2.1自尊量表(Self-EsteemScale，SES)
采用Rosenberg编制，汪向东等[18]修订的《自尊量表》中文版，用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共10个条项，其中项目3、5、8、9、10为反向计分。田录梅[19]研究认为受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建议项目8(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采用正向计分。因此，本研究采用正向计分。采用Likert4点法，从“很不符合(1)”到“很符合(4)”，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0。
1.2.2家庭亲密度量表(FamilyCohesionScale)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的分量表—家庭亲密度量表，该量表由Olson等编制，费立鹏等[7]翻译并修编用来评估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量表共有16个条项，采用Likert5点法，从“从来不是(1)”到“总是(5)”，得分越高，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4。
1.2.3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20]修订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MLQ)。量表共有10个条项，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7)”。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6。
1.2.4数据搜集
以班级为单位，通过在线调查工具进行问卷施测和数据搜集。为保证测试数据的质量，所有测试都由研究者本人担任主试，每次测试有统一指导语和心理量表填写说明，研究过程中强调问卷作答的真实性和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并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
1.3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3个量表的36个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共有6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39.31%，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21]。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相关分析等;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3.3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结果
2.1大学生自尊、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不同性别、生源地大学生自尊、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学生干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学生干部大学生自尊的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2大学自尊、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家庭亲密度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生命意义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
2.3家庭亲密度与自尊的关系：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22]所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如果预测变量(家庭亲密度)到结果变量(自尊)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中均显著，但在中介效应模型中有所降低，则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预测变量到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中显著，而在中介效应模型中不显著，则中介变量起完全中介作用。
以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自尊作为因变量，生命意义作为中介变量，性别、生源地和是否学生干部为控制变量，采用Hayes编制的宏程序中的model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家庭亲密度对自尊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6，t=6.29，P<0.001>0.05)，说明在中介效应模型中不显著。因此，中介变量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自尊的影响中，生命意义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各种效应的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各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CI)没有包括0，表明生命意义在家庭亲密度与自尊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家庭亲密度通过生命意义到自尊的间接效应为0.21，家庭亲密度到自尊的直接效应为0.05。
3结论
3.1担任学生干部大学生自尊水平高于非学生干部
研究发现，学生干部的自尊水平高于非学生干部，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3]。担任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得到的锻炼较多，善于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认可，对自我评价和认知更积极，自我价值感高，自尊水平相对较高。
3.2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和自尊关系密切
相关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与自尊显著正相关，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4]。家庭功能线性模型理论认为，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得分高的家庭功能是良好的[25]，家庭功能良好家庭的大学生家庭关系是和谐的，情感连接是紧密的。“重要他人”自尊理论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在归属与爱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自尊的需要得到充分发展，形成高自尊高自信的特质，促进个体自我的发展[26]。家庭亲密度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7]。
依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家庭亲密度越高的家庭，家庭成员会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个体的注意范围，并会诱发个体提取更多的意义相关信息，从而提升生命意义感[27]。生命的意义本身是人际互动的主观觉知，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探索和深入思考生命意义的机会，从而对生命意义的觉知水平更高，拥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生命意义感与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28-29]。
生命意义感较高的大学生具有较高水平的自尊。生命意义感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资源[29]，生命意义高的大学生对自身的认知更积极，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他们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和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能积极看待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生命意义高的大学生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也更积极，充分相信自身的价值，他们与人为善，深信人性本善，能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深受周围人的认可与接纳，自尊水平相对较高。
3.3生命意义在家庭亲密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的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对自尊的直接效应显著，说明家庭亲密度是大学生自尊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0]。但加入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之后，家庭亲密度对自尊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亲密度与自尊之间其完全中介作用。家庭亲密度高的家庭有利于子女人格的塑造和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31]，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关系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有归属某个社会关系的需要，关系也个体生命意义建构的基础，也是首要的生命意义的来源[27]。
因此，家庭亲子关系好坏以及对家庭归属感的强弱对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处于自我同一化时期，人格发展基本健全和完善，基本确立自身发展的人生价值追求目标和人生意义，并为之奋斗。生命意义的缺乏会使个体产生沮丧情绪[27]。
目标进程理论认为当个体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会出现消极归因、无望认知和自我否定，这意味着人生意义感发展不充分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消极情感并降低自尊[32]。生命意义高的大学生能够理性看待生活事件，积极归因，冷静并灵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人际矛盾或冲突，拥有良好人际关系，促使个体在一定水平上保持被他人或重要群体接纳。当个体被接纳时，自尊感就会上升;而被拒绝和排斥就会导致自尊感的下降[33]。因此，通过加强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有助于提升大学生自尊水平。自尊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提升心理健康素质，为成为新时代优秀大学生奠基。
3.4研究价值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尊重和被尊重的需要，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和赞美，体验到自身能力感和价值感。自尊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是大学生重要的心理资产，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资本。因此，加强自尊研究，不断提升大学生自尊心，就是增强大学生自我效能，为大学生发展“赋能”，有效激发内在发展潜力。本研究通过研究加强亲密度对大学生自尊的内在作用机制，加强对自尊形成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为高校制定学生自尊心提升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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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邦林,李娟,刘伟,等.大学生攻击行为和自尊与自杀风险的关联[J].中国学校卫生,2020,41(02):228-231.
[6]钟伟芳,马洁,侯伟.人生意义感对戒毒人员复吸风险的影响:自尊和抑郁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03):439-443.。
作者：孙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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