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翻译与引介工作对于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梳理百年来图书情报学的译介传统，提出了中国图书情报学翻译实践的三个缺憾：系统性的匮乏、交流与批评机制的不完善和译介流向的单一。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译介谱系的概念
[摘要]翻译与引介工作对于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梳理百年来图书情报学的译介传统，提出了中国图书情报学翻译实践的三个缺憾：系统性的匮乏、交流与批评机制的不完善和译介流向的单一。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译介谱系”的概念，强调改善评价导向、加强译介力度、加快译介速度、提高版权意识、培养翻译人才等有效举措都需要围绕“构建完整的图书情报学译介谱系”来展开，才能事半功倍，真正发挥译介事业的效用。
[关键词]译介谱系图书情报学翻译引介
1引言
“译介”(特指对国外研究、实践的翻译与引介)是学术界最不讨好的工作之一。可对于过去一百余年的中国图书情报学来讲，译介实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知识更新手段，迄今未变。
“翻译”的概念自不必提。本文所谈的“引介”主要指以引入和介绍国外相关情况的行动，形式上包括且不仅限于论文、论著、新闻、报道、动态甚至博客、公众号文章等。相比学界通行的界定，笔者对“引介”的定义稍有放宽。严格来讲，以介绍国外新概念、新理论、新案例为主要内容，且不以新知识创造为目的学术行为，都可以纳入“引介”的范畴。
图书馆员论文投稿刊物：《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双月刊)创刊于1983年，是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它以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繁荣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指导和促进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传播科学信息为宗旨。
从实践上来看，引介的情况比翻译复杂许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情界与国际图情界实现了“第四次关系重构”，其间，“欧美图书馆学去而复归、影响依然巨大，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图书馆学理论也相继涌入……中国图书馆学吸收了大量国际标准、国际技术和国际理念，实现了国际知识的本土化”[1]。这一过程中，尽管也有专门从事引介的媒体和人员，但总体上来看，“引介”并不像“翻译”那样成为一项显性而独立的事业，而是春风化雨式地变成业内根深蒂固的一种工作方法和思维惯性，不少研究都伴有一定的引介成分。我们将两者并列，是因为它们作为“中外图书馆关系互动”在现实中的映射，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引介方面的问题如此复杂、加上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以翻译尤其是著作翻译为主线展开讨论，引介方面的内容则作为辅助。
在很长一段时间，翻译与引介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相关工作往往被认为缺乏足够的原创性和学术性——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图情界向来重视国外图书馆的发展报告、研究报告和战略规划，针对特定报告和规划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但也应该注意到，某些情形下，行业对一份原始完整的中文版报告同样有着迫切的需求，完成一份优秀翻译文本的工作价值和学术贡献也未必比某些研究论文逊色。随着教育部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无疑应该抛弃偏见，重新审视翻译和引介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提出，“译介谱系”是新时期中国图情界需要高度重视的中心概念。当前中国图情领域的翻译和引介工作尚未成体系，深入的研究也颇为稀缺，在这样的影响下，出现一些不甚合理的现象：对民国图书馆学原创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拔高、将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随意嫁接、对某些国外图书情报学的基本概念产生错读和误读等。“译介谱系”的概念旨在提醒我们：如果把某学科的知识体系视为一本完整的大书，随便翻开几页，顺手一读，不难捞出个把新东西;但要真正理解全书的思路和逻辑，唯有回到开篇，从头到尾一页页翻开读去。构建新时期图书情报学的译介谱系，强调学界、业界、出版界乃至于更广泛的图情共同体通力合作，系统性地展开译介研究、推出译介文本，把一本脉络完整的“书”呈现出来，帮助后来者有逻辑、有次序地走近世界图情领域的重要思想和关键智识成果。
2图情学术史视角下的译介传统
本章主要对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译介传统做一整体性的梳理。近代以来，英语渐成世界语言，中国图情界谈“外国译介”，多数时候将“外国”默认为英语国家。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系列官方刊物，如《图书馆杂志》(LibraryJournal)、《美国图书馆协会快报》(ALABulletin)等在世界图书馆行业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些刊物至晚于1910年代末，便在中国图书馆员群体中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如若申请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其中有一道问题即是“你是否经常阅读与图书馆相关的刊物”。
1917年申请入学的戴志骞回答了3种：《图书馆杂志》《公共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刊物，1896年创刊)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快报》(原文似有笔误)[2];1920年申请入学的袁同礼则填写了《图书馆杂志》[3]。但对于早期的预备留学生来讲，阅读英文刊物其实不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如李小缘遇到同一问题时，他的回答便是：“没有。我并无接触此类刊物的机会。”[4]近年关于图书馆史的研究越渐兴盛，对第一代、第二代图书馆人的形象、经历和思想刻画日益丰满，似乎给了学界一个错觉：其时与欧美的交流频繁，业内人人俱通外语、人人皆有资源，其实这是少数精英形象带来的感知偏差，普遍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阅读能力和阅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译介对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至为重要的价值。中国于晚清、民国初年已有图书馆相关文本的翻译传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对外国著作的翻译或编译力度又有加大。根据李刚等的统计，从1925年到1949年，中国图书馆界翻译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作品，其中最多的是美国方面的著作，计有26本，占总量的49.05%;而翻译活动的最高峰是1925年到1937年，其后由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渐渐衰落，明确在193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作品仅有9部[5]。
如果考虑到民国时期的学术规范问题，即“一些著作明明是翻译著作，译者只是多多少少加进去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就完全据为已有，不肯承认是译作”[6]，这一数字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如果将“引介”也包括进来，这个数字将更为庞大。在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刊物中，大量涉及外国图书馆学的文章多可列入此属，根据王阿陶、姚乐野的统计，与“外国图书馆事业”相关的文章可占到该刊全部文章的11.46%[7];朱海燕专门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的译介情况做了整理和统计，指出“译介作品约为9.7%”[8]。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论著对“译介”的界定和本文相比偏属狭义，如放宽标准，数量将更为可观。
从1949年到1978年前后，中国图情界的译介风向有很大的转变，在图情话语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中，译介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翻译著作的数量来看，195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黄金时期，但译介传统并没有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断。虽然苏联化时期以后，明面上的图情著作译本数量开始在低谷徘徊，但译介行动的主体已经从“水面之上”转入“水面之下”，如上文所言，渐渐“成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思维惯性”，许多新型的翻译和介绍实践已然萌芽。例如在我们对孟广均教授口述访谈中，他就提到，“1960年代除了人大报刊资料社做图书馆学的文摘卡片，还有中情所办了《综合科技动态》(情报工作分册)。他们发现我可以做，就邀请我将他们选定的英文文章编译成中文文章。
当时的图情编译单位，在北京，人大报刊资料社是一个，中情所是一个，科图是一个，我们1972年就编译了《国外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国外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是我一个人编，但译不是我一个人，我得组织人来译。这是个非定期刊物……1973年这期……都是当时最新的图书馆技术方面的。还有美国图书馆学院一览表和苏联的图书馆学研究概况等也都是比较新的。这些都是我从馆藏刊物里边选出认为应该介绍的，组织翻译或编译。”[9]
这种机构内部或小范围的译介实践相当普遍，却往往被学术史研究所忽略。如果把这些实践都放回学术史和事业史之中，不少议题是需要重新估量和评判的。例如，我们恐怕大大低估了《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国外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作动态》等动态刊物以及各类讲座、交流活动的学术价值。如果说《国外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等还存有文字证据，那么，以现场报告、学术讲座为主要形式的引介工作，就更难获得后来者的重视了。《国外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在1972年就已经介绍了MARC，类似的，刘季平先生在访美之后也通过多场讲座对MARC、图书馆网等进行了科普，尽管这些工作可能未曾达到刘国钧先生对MARC研究的理论高度，但他们的贡献显然不应该被遗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图情界的译介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翻译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图情领域著作、论文翻译的高峰。之所以称为“高峰”，不仅由于这一时期的译著数量多，更体现在各类译著的印数之高、影响之大，超乎我辈想象——《情报学浅说》1979年第一次印刷，居然达到64200[10]册;《图书馆管理》1984年首次开印也有34000[11]册。不必质疑这么高的印数无法“消化”：《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在1980年第一次印刷时就印出41500册，到了1983年9月又加印至51700册，1988年5月又进一步加印到57700册[12]。
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转向互为呼应，几乎每个领域都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足为奇。从图情学科来讲，这种“爆发”局面的诞生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其一，20世纪70年代的非正式翻译和介绍实践已经形成一定的惯性和传统，在这个时代迅速地“浮出水面”，填补了业内对新知的渴求。尤其从人才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图书情报系统积累了一批外语极好、具有创造力和激情的从业者，他们不少是通过译介工作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其二，20世纪80年代，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版权意识仍是内部参考时期的延续，而当时中国对版权相关的法律和规范还在逐步摸索之中，客观上为翻译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涉外版权规定终于逐步重新接轨国际，可直到90年代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13]，乃至加入WTO以后，版权问题才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以往相对自由、粗放的翻译工作受到明显限制。
2000年前后，翻译论著数量急剧下跌。胡立耘教授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三多一少”的现象，即“外文引文多、原文翻译少;动态翻译多、原著翻译少;边缘专著翻译多，核心专著翻译少”，这一总结颇为到位[14]。自此之后，中国图书馆学及相关著作的翻译情况大致可归结为八个字：新者愈新，旧者愈旧。所谓“新者愈新”，指的是日益重视对国外最新论著的翻译，专业论著的引入迟滞时间明显缩短。如张进原著、夏立新等翻译的《信息检索的可视化》，间隔只有1年左右;《儿童图书馆的空间设计》《开放存取简编》《图书馆的故事：人与书，千百年来不曾平静的历史》《信息组织》(ArleneG.Taylor版)等著作也都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翻译和出版的。
这样的翻译速度，在中国图书情报史上只有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过，当时包括《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苏联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的翻译、引进速度也颇为惊人。再往前也可以找到一些个案，例如鲍士伟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教育》等，但早年多不必处理版权问题，手续上便利许多。所谓“旧者愈旧”则是部分进入公有领域的经典著作重新得到学者们的青睐，在这一时期正式引入国内。最典型者如1909年的《照管图书》，于2013年推出了中文版，中英两版相隔104年;《图书馆学导论》也是一例，中英两版相隔85年;情况类似的还有《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册子本起源考》《印刷术的诞生》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其一是对新一代学者来讲，英文成为基本的语言工具，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译介的依赖，但是：图书情报学行业的实践性很强，有大批实务工作人员仍需要翻译和引介的支持;英语总不如母语方便，对大多数人来讲，译介文本总要更为便利和亲切;最后，译介真正重要的恐怕并非英文阅读本身，而是文本的挑选、解构和重构——这正是下文笔者提出“译介谱系”的关键原因之一。其二，随着网站、论坛、博客等崭新传播形式的兴起，“域外资讯更为快捷地被翻译和传播”[14]。能够形成外文阅读习惯的人群终究是少数，或许新兴媒体形式真正的影响在于拓宽了译介的上下游链条，从“建中读书”“竹帛斋主”等博客争鸣到微博并起，从“E线图情”网站论坛到“图情出版”公众号，它们接过了传统上以图书和期刊为主的引介任务，让国外图书情报学的影响力嵌入日常生活之中。
3百年中国图书情报学翻译实践的缺憾
本文之所以将“翻译”“引介”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原因在于，这两者的背后指向同一个关键议题，即中外图书情报学的交流与互动。在新时期，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整体趋向从“先进经验的中国化”转为“中国经验的世界化”，“中外关系互动”将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中心课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译介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但是，目下的图书情报学译介工作仍有不少缺憾。
3.1缺乏系统性的译介规划，有“点”、无“线”、遑论“面”。
当前中国图书情报学的译介实践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系统性的匮乏。例如在引介的工作中，由于资源有限，多把精力集中在新概念、新业务上，对相关议题的来龙去脉少有相对体系化的梳理。以未成年人图书馆学为例，事实上从20世纪初的EileenHildaColwell乃至更早之前，这一议题就有了承接完整的研究脉络，这些积淀很难通过一两篇文章或少数论著阐述清楚;至于翻译过程中忽视版本更新、或只选取个别章节进行翻译或编译的情况就更常见了。
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图书馆学时期，“系统性”曾是本土译介工作的一大亮点，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曾主导“图书馆学翻译丛书”“图书馆学翻译丛刊”两套翻译丛书的出版工作，相对完整地覆盖了苏联图书馆学的编目、分类、馆藏、宣传、服务乃至于内部管理等多方内容，加上武大、北大方面的引介力量，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奠定了浓厚的苏联底色。类似的系统规划在改革开放之初尚有痕迹，新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几不复存，只有《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等做过一些类似的努力。
中国图书情报学一直非常关注国外、尤其是英美的发展。不过，我们的态度比较“实用主义”的，弱水三千，只截取其中感兴趣或实用化的“一瓢”。长久如此，很难深入理解当前以欧美为话语中心的世界图情知识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理解”作基石，平等对话永不可得，突破“欧美中心”将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如果我们依旧承认图书情报学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超越“点”、回到“线”和“面”将是新时期极其关键的一项学术使命。
3.2缺乏完善的译介交流与批评机制
在学术世界，发表或出版并非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终点。某种程度上，唯其从发表或出版一刻开始，文字的生命才刚刚诞生，进而在交流与批评之中成长、延续。当我们对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彻底丧失了议论或讨伐的兴趣，它才真正死去。然而，交流和批评的氛围在中文学术世界本来淡薄，在译介作品身上就更为明显了。例如，“正误”针对译介作品的硬伤，有助于减少读者对原著的误读、提高译介作品的质量，显然是相当有意义的一项事业。
由于种种原因，仅有很少的研究者涉足这一领域。胡立耘教授的《部分图书馆学情报学译作中的瑕疵》是零星触碰这一议题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以示例的方式列出了“原著错误、语义模糊、术语歧义”等多种译介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值得留意[14]。除了正误工作，交流与批评机制的不完善还体现在缺位的书评制度上，这一点业内比较熟悉，便不再赘述了。
3.3译介流向单一，走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
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外图书情报学互动的知识流向基本是单一的，按当前的话语来讲：走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一方面，1949年以来，外译的文本以刘国钧、吴建中两人的作品为多，前者有《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的故事》，后者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等。总体言之，即便有本土出版社(如外文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与本土基金(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代表，如《中国古代图书史》与《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季刊)》就曾于2018年获得立项)的支持，转译为外文的论著仍是凤毛麟角。
另一方面，中国在国外发表的图书情报学论文日益增多，数量已经颇为可观，但其中对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案例的总结和凝练整体偏少，例如近年来建设成就最大的公共文化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主动对外引介[15]。这种现象自然与以往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话语实力密切相关，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高质量、高水平、以世界化语言书写的学术论著逐步出现，相信中国图书情报学走出去的路子会越来越宽、国外主动的译介会越来越多。
4新时期的图书情报学译介事业：以构建译介谱系为使命
通过本文对百年图情译介传统及其缺憾的梳理，可以看到，译介工作对于新时期的图书情报学事业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前对这一事业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相关评价机制的异化，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译介事业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大潮流是相背的：一方面，随着博硕士的扩招，图情领域的人才池不断拓展，学界、业界整体的外文水平不断提升，愿意投身译介事业的人反而越发稀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每年已经过万种，2013年已达1.82万，这其中“社科、文学、少儿和科技为引进品种最多的四个细分类，2007上半年四者的品种比重之和超过了75%”[16]，在社科领域图书翻译总量不断高歌猛进，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译著常出经典之时，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相关数据不进反退，让人担忧。
从上文对译介传统的回顾和实践缺憾的分析不难得知，在图书情报学的译介方面，还有很多可为之事和应为之事，包括且不仅限于：改善评价导向、加强译介力度、加快译介速度、提高版权意识、培养翻译人才、培养走出去的积极性等。简言之，建立相对完整的译介机制、培育健壮的译介团队，对新时期的中国图情事业至关重要，是值得呼吁与鼓励的。而在笔者看来，上述的策略还需要围绕一个核心概念，也即是“译介谱系”的构建来展开，方能事半功倍，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价值。
“译介谱系”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学译介事业的中心概念，构建完整的译介谱系则是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学事业的核心使命。所谓“构建译介谱系”，简言之就是要有系统、有轻重地展开译介工作，推出有脉络、有逻辑的译介成果。在这一概念的背后，我们不仅要关注译介文本数量的提升，还要重视质量的控制——英文文本识别和转译的质量只是一个方面，选书和布局的眼光甚至更为重要。
在最理想化的层面，它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实现：
第一，以学界的力量为主导，全面梳理国外图书情报学的重要论著、重要人物、重要概念和重要思潮，特别是理清它们之间的继承和逻辑关系，为译介工作奠定知识基础。相比本土学术史研究，国外图书情报学学术史的研究力量相当窘迫，尤其在重要人物和重要思想的研究方面，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树林”，除了芝加哥学派之外，我们对于国外学术脉络所知甚少，甚至对人才济济的杜威弟子们都了解不多。
第二，以行业组织(如业内四大国家一级学会)和重要出版社(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海洋出版社等)为主导，把最专业的、最优质的翻译力量投入到重点论著和重点学人作品的翻译之中，为译介谱系奠定核心文本。
第三，呼吁更广泛的行业力量展开有序协作与平台搭建，引导学生、志愿者、图书馆员等群体，结合博客、公众号等渠道，配合重点论著和重点学人作品展开相应的引介工作，为译介谱系奠定边缘文本、更新最新内容。
显然，这个方案是理想化的，但“译介谱系”这个概念所指向的真正内核是：图书情报学要重视通过完整的话语脉络和文本系列来认知世界图书情报学及其事业发展。通过译介谱系的构建，第三部分提到的诸多问题或能看到破局的曙光。例如，在译介的交流层面，即便正误或评价工作仍然匮乏，可一旦我们把某本著作、某个观点放回到其相应的语境和谱系之中，与前后的知识关联互为比对，有很多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
又如，在中外图书情报学交流方面，以往的利用方式是以我为主、任我索取，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新概念生吞活剥地放入到中国的图情话语之中(最典型者如学科馆员)，这既不利于消化知识、也不利于理清逻辑，把关键概念放回译介谱系中去，很多逻辑和思路便得以澄清。只要学界、业界和出版界逐步意识到译介谱系的重要性，并在有意无意间往这一系统性的工程逐步靠拢，将图书情报学的译介打造为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业，定然可以为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学的世界化提供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肖鹏.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方案: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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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41-143.
作者：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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