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

　　摘要：郭沫若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文艺理论、考古、历史、书法等众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1]。从以对人性和爱的热烈呼唤基调的诗歌(以《女神》为例)、洋溢着传统浪漫主义气息与悲剧力量的历史剧(以《屈原》为例)等角度探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体味其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情怀，旨在通过学习和研究其文学创作特色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且继续前进。

　　关键词：郭沫若;《女神》;《屈原》;创作特色

　　郭沫若幼年时开始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等。1906—1913先后在乐山和成都读小学。对《庄子》等古代文学的涉猎，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自然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初步接触，梁启超、章太炎新思想的营养，培育了反抗与叛逆的性格，激发了他向往反清爱国民主运动。

　　教育期刊推荐：《陕西教育》(高教版)(月刊)创刊于2007年，是陕西省教育厅主管、陕西教育报刊社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为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及中等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科研、学术交流，评职、晋级等方面提供主阵地，为研究生、大学生创新研究开辟园地，并及时宣传报道我省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取得的成绩。《陕西教育》(高教)主要栏目：领导艺术、教育新论、教研探索、学校管理、教育感悟、文化艺术、社会观察、信息技术、教学方法、教育纵横、研究生论坛、当今大学生等。

　　小学、中学时代，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并大量阅读《国粹学报》、《清议报》以及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接受维新思想启迪，培养了爱国民主思想与反抗意识。

　　他的思想曾经经历过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到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发展和转变过程[2]。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革命浪潮大大激荡起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的同时,使得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十九世纪末西欧的浪漫主义思想却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他的浪漫主义是生根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是和中国的革命现实相关联的;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郭沫若重视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灵感、重视直觉,强调创作的不自觉性[3]。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的基础下,吸收了表现主义,他的文艺观具有多元复合的倾向。郭沫若把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融合起来,注重自我表现和感情的流露,强调主观精神。

　　一、从《女神》看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特色

　　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是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第二部个人的新诗集。《女神》中诗写于1916—1921年，而绝大多数则创作于五四高潮时期，即1919—1920年。《女神》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新诗集，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女神》以充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和成功的自由体形式，把新诗艺术推向了新水平，是白话新诗真正取代文言旧诗的标志，是现代浪漫主义的发端[4]。

　　郭沫若广泛接受了泰戈尔、雪莱、海涅、歌德、惠特曼以及波特莱尔、魏尔伦等外国诗人的影响，特别是惠特曼那豪放的诗歌对他影响极大，通过创造性借鉴，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女神》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主要表现为雄浑豪放的浪漫主义诗风，即所谓开一代诗风的“女神体“。《女神》中的诗的风格特点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泰戈尔式的“冲淡诗”，一种是惠特曼式的“雄浑”诗。后者占多数，影响最大。女神的浪漫主义诗风主要表现在：《女神》中最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常常高大雄伟，被人格化情绪化，充满传奇色彩;奔放豪迈的主观抒情、气势磅礴的格调;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创造出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

　　《女神》中的“我”是中华民族时代觉醒的自我形象，也是诗人自我灵魂与个性的真实袒露，是民族精神与诗人心灵的和谐统一、许多方面“大我”与“我”是统一的，二者是和合二为一的。

　　《女神》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自由体、半格律体、诗剧体等等，其中自由体是诗人最得心应手的。《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4]。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女神》中的自由诗分两类：一类是地道的自由诗，诗节、诗行及每行诗的字数都不固定，可谓“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如《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另一类诗的格律相对严谨，通常有较整齐的诗节、诗行，每行字数也较为接近，讲究押尾韵。如《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

　　二、从《星空》、《瓶》到《前茅》、《恢复》看郭诗风的转变

　　《星空》于1923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共收诗歌32首、诗剧3篇、小说散文4篇。它们创作于1921年-1922年，反映了诗人在五四高潮后思想上的苦闷与矛盾。从《献诗》、《南风》、《孤竹君之二子》等诗中，不难看出诗人在孤独、彷徨中不甘沉沦的探索精神。《星空》虽然缺乏《女神》中那种豪放的浪漫主义激情，但艺术上却要精致一些[4]。《前茅》1928年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所收诗歌创作于1921年-1924年，多数为1923年所作，它们是诗人告别《星空》中那种苦闷、矛盾后的希望战歌，《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太阳没了》、《上海的早晨》等诗预示了诗人诗风的转变。《瓶》是一部爱情诗集，写于1925年2-3月间，刊于1926年4月《创造月刊》1卷2期上，包括《献诗》在内共43首。它们抒写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个少女的爱恋之情，着重表现了他等信、收信、读信时焦急、喜悦、失望的情感变化历程，诗行大体整齐，音调悠扬，情意缠绵而想象奇丽。

　　《恢复》1928年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共收诗歌24首。它们是诗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创作的。当时诗人大病初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的革命激情随着身体的恢复而重新燃烧起来，对过去战斗生活的追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化而为诗。《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如火如荼的恐怖》、《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等诗表现了他革命意志恢复后的昂扬斗志。这些诗情感直率、真切，节奏急促，旋律激越，格调雄壮，显示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

　　三、从《屈原》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特色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均取材于战国时代。之所以几乎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具有打破束缚的特征。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孔雀胆》和《南冠草》或取材于明末清初汉族反抗满族入侵的史迹，或取材于元末明初的一段历史故事。这些剧作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素材的特点，分别采用“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借古鉴今”等不同方式，通过象征、暗示、联想等手段，让历史成为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屈原》是范例。

　　《屈原》全剧分为“橘颂”、“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五幕。《屈原》取材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事迹，集中描写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的爱国力量与以郑袖、靳尚等为代表的投降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屈原敏锐地识破了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力主联齐抗秦;但奸佞之人贪图私利，迫害屈原，楚怀王被蒙蔽双眼。屈原没有屈服于黑暗邪恶势力，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坚持斗争。

　　郭沫若的历史剧作品充满着悲剧色彩，这种“悲”不是单纯的悲，而是把悲转换为抗争与不屈的爆发能量。也正是他的这些作品把中国的悲剧艺术创作引向崇高的美学境界。

　　郭沫若说“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屈原》一剧很符合这个定义;《屈原》全剧始终笼罩着悲剧的气氛，但不给人以凄惨之感，而给人以崇高、悲壮之感，使人看完后对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产生一种敬仰之情，这样的悲剧使人在悲壮的感情中激起一种强烈的爱憎感情;郭沫若的悲剧是真理的鼓舞，是生活信念的感召，体现了郭沫若悲剧创作的独特风格[5]。

　　诗意抒情是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郭沫若认为，历史剧也是历史的诗。他的诗人气质和他对历史剧特殊认识，使他的历史剧不可能客观写真，而是主观写意。因此，其剧作中有着强烈的主观性、抒情性和浓郁的诗意。具体表现在：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情感、情绪乃至心理活动方式，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使历史剧有剧作家的内在激情;在剧情发展中时常插入吟诗、歌舞场面，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剧与诗和谐统一的现代戏剧形式;在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内心感情。把矛盾逐渐推向高潮，最后以长篇抒情独白的方式喷泻而出，以达到最佳的状态的戏剧和抒情效果。

　　参考文献：

　　[1]尹珊娜.郭沫若文艺美学思想研究[J].陕西教育(行政版);2010.11.

　　[2]李平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秦川,侯彤.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J];蜀学;2010.

　　[4]管冠生.郭沫若的一件轶事与一首诗[J];鲁迅研究月刊;2011.07.

　　[5]周跃文.文学体裁知识精要[J].语文知识.1999.01

　　作者：郭玉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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