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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

所属分类:教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19-12-21 11:08

本文摘要:摘要:创建于1864年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渊源颇深。文会馆实施分斋教学,具有递升性、分科类的特点,被视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在教学过程中,文会馆吸收西学教材,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教

  摘要:创建于1864年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渊源颇深。文会馆实施分斋教学,具有递升性、分科类的特点,被视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在教学过程中,文会馆吸收西学教材,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教会学校使用,也为晚清新式学堂采用。文会馆秉承“完全教育”理念,重视中学与西学知识的讲授,所培养出的毕业生不仅流向教会学校,且为清廷官办新式学堂充当西学师资。

  关键词:登州文会馆;狄考文;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

现代高等教育

  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创建一所小学堂,名“蒙养学堂”。经10余年发展至1877年,“蒙养学堂”更名为登州文会馆,1904年西迁潍县定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复迁济南并以其文理学科为基础组建齐鲁大学。①近人连警斋曾云:“该时所谓高等学校,照全国而论,当以登州文会馆为第一。”[1]

  时至今时,凡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之著述,或多或少均涉及文会馆。[2]诸多中外研究对之亦不吝赞词,有说是教会大学之开端,[3]有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4]也有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5]但是,对于文会馆何以被称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却缺乏综合性专题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分科教学、课程设置与西学教材编写、新式师资培养三方面论证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

  一、“分门别类,崇实黜虚”:文会馆与分科教学制的初创

  1864年9月,狄考文夫妇在其驻地观音堂创设一所小学堂,此时距其来登州传教还不到一年。当时学校未得差会照准,办学纯属狄氏夫妇个人行为,经费方面既无底款又乏供给,在校舍建设上不得不因陋就简,仅设两间宿舍、一间厨房和一间教室。师资方面,狄考文因不通中文,便聘教友兼文书的张赣臣教习中国儒家典籍。在首届学生招收中,因登州风气未开,士民对外来教会学校多有猜疑,学校仅招到六名男童,“一人曾入乡塾一载,余五人者均不知读书为何事。”[6]

  20学生入学后要读六年方能毕业,在校学习的课程多是《曙光初露》《教义问答》《旧约历史》《基督教见证》等英美传教士译编的宗教手册。因此,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师资匹配还是教材使用,学校均不具备进行分科教学的条件。1873年,狄考文从传教事务中脱身,改革蒙养学堂的教学工作。在学生招收上,采取筛选制,重点招收教民之子,并与家长签署契约,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延请中国私塾先生教授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皆总括于课程;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邹立文参加乡试且中了秀才,“为学校赢得空前声誉”。

  这些措施提升了学堂的名誉,利于扩大学校规模和招罗生源。时至1876年,狄考文视来学者增多且其文化程度渐高,恐六年学制难以学成,遂添设高等学科,分置正、备两斋,按级授课,以级递升。所谓正斋类似中等学堂,学制六年,隐括中学于内;而备斋类属小学堂,学制三年,实为正斋培养生源。

  之所以设置该递升性的学制,是因为“盖备斋之设以尔时学界太幼,别无小学、中学足备高等学堂之选,故不得不设备斋,以为储才之地”。及至1880年代初,这一递升性、分科类的教学体制业已成熟。六年正斋,“开设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博物暨性理、理财、天文诸科”;而三年备斋隐蒙学于内,开设“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诸科”[6]28。

  文会馆设置正、备斋分级教学,必然要求教学知识的分科化。以其文史类课程为例。早在蒙养学堂时期,即开设文史类课程,延请中国私塾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皆总括于课程。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多,其史学类课程逐渐走出义理性的经学史局限。迨至1891年,所开设的中国经学类课程有:“念《书经》”“讲《诗经》”“讲解《礼记》”“讲评《论语》”“讲评《孟子》”“讲评《大学》《中庸》”“念讲《左传》”,另有“作四韵诗”“作六韵诗”“念诗文”“念诗”“念文章”“做诗赋文章”等;史学类课程有:“万国通鉴”与“中国史”这两门通史课程以及“地理略志”等专门史课程。

  时至1895年,除中国经学类课程略有变化外,还增设“二十一史约编”“重学地理略志”等史地课程。[6]29-311904年文会馆西迁潍县后,其文史类课程特别是史学课程设置亦趋完善。在这时,通史类课程有“西史上世纪”“西史中世纪”“西史近世纪”“中史”“科学历史”“万国公法”“历史”“进化历史”等。[6]59-61而且,还将文史类科目纳入招生考试中。考试共设九门考目,其中经学类有“读四书”“背诗书经”“作文”,史学类则有“地理”与“西史”[6]60-61。

  文会馆还购置文史类图书供师生取阅,以扩见闻。所购置的经学类图书有:《皇清经解》《周官精义》《周礼汇通》《四书本义》《周礼菁华》《易经大全汇解》《春秋体注》《五经体注》《经学不厌精》《朱子全书》《小学纂注》《尔雅疏》等;文学类图书有:《经馀必读》《文献通考》《唐宋丛书》《国朝文录》《梦溪笔谈》《唐宋八大家》《国语注解》《大宋文》《老宋文》《九家诗》《苏文》《柳文》《韩文》《欧文》《王文》《曾文》等;史学类图书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凤洲纲鉴》《万国通史》《二十一世纪》《泰西新史揽要》《彼得大帝》《日本全史》《欧罗巴史》《罗马志史》《欧洲史略》《普通新历史》《希腊志略》《俄国新志》《近世史略》《大美史略》《法国新志》《各大国志要》《东洋史要》《英兴记》《中东战纪本末》《俄罗斯》《德国最近进步史》《东洋历史教科书》《泰西十八周史揽要》《外史》等。[6]

  38-39文会馆开设的文史类课程,其课本及其参考书籍的来源大致有三:一是从上海广学会购置。如《泰西十八周史揽要》这本书,顾名思义,即用十八周的课时来串讲欧洲简史,1901至1903年间由广学会排印发行。二是当时传教士的推荐,如德国巴色会教士毕安(CharlesPiton)对《资治通鉴》的推荐[7]、美国美以美会教士麦克莱(RHMaclay)对《周易》《尚书》《诗经》《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孟子》等书的推荐[8]、山东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PerryCrawford)对《凤洲纲鉴》的推荐[9]。

  三是基督教传教士所编译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是协办山西大学堂的英国浸礼会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于1894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刊行,《万国通鉴》是谢卫楼(DavelleZSheffield)与其助手赵如光于1882年在通州公理会印刷所刊行,《中东战纪本末》是《万国公报》的创始人林乐知(YoungJohnAllen)于1896年在广学会刊行,《法国新志》是英人陔勒低(JohnScottKeltie)与傅兰雅(JohnFryer)、潘松同于1898年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笔者在研究中曾指出,文会馆的这种分斋教学,尤其是文史课程设置,对后来成立的山东大学堂影响最为显著。

  [10]1901年文会馆第三任馆主赫士(WatsonHayes)应邀赴济办理山东大学堂时,即在办学章程上效仿文会馆开设史志、地舆课程,形成中国经学与中外历史并存的课程体系。如山东大学堂章程载明备斋除开设中国经史掌故外,还应“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授“普通学”,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译学、方言学、矿学、医学等各实学皆囊括于内。[11]

  总之,文会馆这种正、备斋学制所体现出来的分科教学体系,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学宫和书院,“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魇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12]显然,此类学校既谈不上区分专业教学,更没有所谓年级式的递升学制。而文会馆在1880年前后所形成的正、备斋教学体系,不仅具有明显的递升性、分科类的教学特点,且注重讲授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诚如哈佛大学刘广京的研究表明,其正斋接近于美国大学预科阶段,特别是后两年教学内容的水平和美国大学一二年级不差上下。[4]从这点而言,登州文会馆“分门别类,崇实黜虚”的分斋办学体制,虽然没有院系、专业之名,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具备了分科教学的实质。[6]28

  二、“为教会、国家所欢迎”:文会馆的课程设置与西学教材编写

  在清代,作为国家教育机构的国子监,主要招收贵族子弟入学,其课程分经义、治事二斋,开设“四书”“五经”以及“性理大全”等课。至于地方开设的书院,在教学上偏重义理与经史之学。中国开关前后,包括人文与自然科学课程在内的西学西知逐渐在华传播。

  早在1818年,马礼逊(RobertMarrison)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除开设宗教课程和中国儒学课程外,还尝试开设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鸦片战争后,部分福音派传教士投身文化教育事业,施行间接传教,招收教民或贫穷家庭的孩子入学。逐渐地,这类学校规模壮大,学生的文化层次也有所提高,仅开设中文课程,只能满足学生的日常读书写字需求,而不能在西学东渐这个大趋势下占得先机,从而失去引导中国发展潮流的时机,使得基督教事业发展愈加困难。

  因此,除开设中学课程外,教会学校还特别增设大量的西学课程,目的是培养中国人“未来的领袖”,“在中国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从而为“基督教取得在中国的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13]1-6。如前所述,登州蒙养学堂建校初期,限于师资力量,开设的多是传教士编译的宗教课程,目的是培养传教助手。在课程安排上也突出强烈的宗教性。每天的课程安排,首先由早祷开始,接着在西方传教士教师带领下唱圣歌或念《圣经》,晚上临睡前还要参加晚祷。礼拜日上午,学生要去学校附设的小教堂做礼拜;下午则开展辩论赛,其知识要点与内容也多是基督教宗教伦理知识。

  1873年,狄考文从传教杂务中抽身,开始关注校务,遂改革教学内容,逐渐增设西学课程并改造已设中学课程。他认为,学堂开设,“总集天下学问之绝不可少”,应兼采中西之学,“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天算、地舆、测绘、航海、光、电、声、化、汽机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制造、工程之学”皆列入课程体系。[14]17在这种教学方针指导下,文会馆所设的课程按先易后难自然之次序安排,使学生可拾级而登。到19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三大门类的课程。

  三、“踪迹遍及十六行省”:文会馆与新式师资培养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即是缺乏实用人才,特别是匮缺培养该类人才的师资。文会馆通过奉行全面教育,教授学贯中西之内容,注重动手实践之教学方法,强调德育发展之人格塑造,为晚清提供了不少新型实用人才。特别是,学校不少毕业生走上教育岗位,散播西学,传授新知。据统计,文会馆自1877年毕业首届学生,至1904年搬迁至潍县,计培养出170名学生,加之并校之后的前四届毕业生共208人,“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治事之区,达十大公会,应国家学堂之聘者百之二十,应教会学堂之聘者百之四十;教士百之九传道百之八,译员、主笔、商人、医士各百之五;其在铁路、邮局、海关干事者仅十数人。”[6]

  4由之可见,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比例最高。四、结语1941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的梅贻琦在《清华学报》回溯中国大学之起源时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25]梅贻琦的这篇文章,虽指出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系师从西方,但对于该“移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中国人主导还是西方人输入的,却无定论。在这点上,与梅贻琦同时代的周予同曾云:“中国新教育的出现,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26]8何以“外铄”“被动”,周予同这样解释说:“新教育产生的原因实由于与西洋文明相接触之故。

  从明末以来,西洋文化直接输入中国,当时担任这输入工作先锋的,一为宗教,一为商业”,“西洋教士更凭籍条约的保护,深入内地传布教义,且往往设立学校与医院,以吸引下层社会。中国现代班级制的学校的创立,始于外国来华传教的教徒,乃是当时无疑的事实。”[26]9-10在上述历史情景之下,登州文会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于山东创设,并在晚清和民国的政治飘摇中历经近百年的嬗变:1864年蒙养学堂初建,18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1884年,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长老会总会批准学校升格为大学的申请;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文会馆地处登州一隅,其交通不便之弱势更为显现,长老会借机将文会馆迁至潍县与英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迁往济南,与青州的神道学堂及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并为一处,更名为后来饮誉海内外的齐鲁大学。

  在登州的建校发展历程中,文会馆分斋授课,按级递升,在学制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乃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培养上均呈现出学制体系制度化和培养学生师资化之特点,完成了中国传统书院向现代高等教育的初步转型,刺激了现代教育体制及机构在中国本土的萌发,一定程度上可视之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

  缘此,山东巡抚袁世凯借鉴文会馆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之相关规定,上折倡导教育革新,又延请时任文会馆监督的赫士率一批师生赶赴济南任教,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条规,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使得山东大学堂的正式运行有了可能。山东大学堂因之成为第一所京外官办高等学府,其办学章程对彼时全国新式高等教育的设立起着制度示范作用而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

  概而言之,文会馆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建立及发展的历史中作出了如下三方面贡献:其一是其分科教学,学校分斋教学,传授西学西知,迎合了晚清高等教育从传统学宫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其二是新式教材编写,学校据西文原文教程,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理、化、生、算等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基督教学校使用,也为晚清新式学堂采用;其三是其新式师资培养模式,学校在育人中秉承“完全教育”理念,强调用中文传授西学,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择业时不会选择对英语要求较高的行业,而会从事教习中国学生的基础和高等教学机构,所以文会馆的毕业生不仅为教会学校所用,且为清廷官办新式学堂充当了西学师资。对于此“无疑的事实”,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学术探讨。

  高等教育论文范文: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摘 要:在教学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培养人才的重要培育基地,身上肩负着重要的教学任务,因此,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变得尤为重要。然而,从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现状中看,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院校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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