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污染减排

　　摘要：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跨库匹配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开发区设立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开发区通过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显著降低了区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通过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污染治理，设立开发区后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处理能力及研发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此外，设立开发区能够促进区内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区内环保企业数量大幅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成效更为明显;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开发区整顿清理后环境治理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相比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并未体现出更好的减排效果。

　　关键词：开发区政策;产业集聚;环境效应;渐进双重差分

　　自1984年设立开发区以来，开发区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开发区作为工业生产活动的主要聚集地，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关注区域。设立开发区能否激励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推动企业污染减排成为当下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对开发区设立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能够为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已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开发区设立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然而，开发区作为中国最典型的产业集聚区，对开发区环境效应进行评估的研究却较为匮乏。

　　近年来，一些研究虽然尝试对设立开发区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但由于宏观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现有研究所得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且过去囿于企业层面污染排放数据一直难以获取，鲜有文献将开发区环境绩效的评估拓展至微观企业的污染治理和绿色技术改进等关键问题，难以厘清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跨库匹配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开发区设立对区内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并对其中的机理做深入探究。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更好地推动开发区建设、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提供新的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开发区作为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定区域，对地区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开发区内的企业能够享受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土地使用优惠等，与其他区域相比拥有更多的特殊政策待遇[1][2]。

　　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减免和土地使用优惠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补贴直接增加了企业资金来源，为企业再投资和研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会获得更多的补贴资金，有利于企业购置清洁设备，更新和改进排污设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实现绿色生产[3]。

　　此外，开发区设立后，政府往往会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对开发区内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进行完善，这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基础，加上开发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内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鼓励性政策、企业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动力明显增强。除了开发区相应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外，开发区设立还有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提高开发区内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首先，开发区能够促成大量同类型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企业空间距离的缩短有助于发挥产业聚集的规模效应。开发区内企业通过共享原材料、中间投入品、劳动力及商品市场等，能够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经济利益的提高使得更多资源得以投入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活动中[4][5]。此外，经济活动的聚集和专业化分工还有利于开发区企业能源利用率的提高、治污设备的改造升级和规模化的污染处理[6]。

　　其次，产业集聚会带来技术创新和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开发区内企业创新资源的可获性。企业环境绩效的持续改进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设立开发区能够吸引大量优质的内外资企业在开发区内聚集，有利于提升企业间交流互动的频率，发挥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开发区内企业的技术扩散、知识溢出及开发区内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有助于促进区内污染减排[7][8][9]。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外资企业所带来的环保理念、高层次人才及先进技术，能够带动区内企业从事清洁生产活动，从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最后，开发区强化了企业间的竞争压力。

　　一方面，企业间竞争压力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资，持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区内企业互相追赶的竞争态势有利于加速开发区内企业绿色技术学习和知识溢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转型期亟待探讨的重大课题。企业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的绿色转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需要购置环保设备，其绿色创新活动也依赖于对现有设备的改造升级，加上转型过程中必要的经营模式调整、员工培训支出、环保项目投资等，企业绿色转型将面临较高的转型成本。

　　与此同时，企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效益显现时间较长，短期内将使企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因此，虽然长远来看，企业绿色转型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由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前期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企业自发进行绿色转型的激励明显不足[10]。对于开发区内的企业来说，首先，政府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土地使用优惠等优待措施能够直接或间接缓解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成本压力，从而降低企业绿色转型风险。在政府更多资源供给红利下，开发区内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动力显著增强[11]。其次，企业拥有更多资源、期望收益越高，越有利于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12]。

　　在绿色转型价值观导向下，企业内部能够逐步形成系统化的绿色管理制度，使得企业的绿色生产成为常态化、制度化活动，这有利于加速企业绿色转型进程。最后，在开发区优惠政策吸引下，也会有更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和环保企业入驻本地开发区。开发区内大量优质内外资企业的聚集，企业间绿色生产方式、环保技术的交流，为区内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H1：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企业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实现污染减排。H2：设立开发区能够有效激励区内企业进行绿色转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参照Brandt等[13]、聂辉华等[14]的处理方法将两个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形成面板数据，并对原始数据的异常值作了如下处理：(1)删除开业时间早于1949年的企业;(2)删除从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3)删除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负债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小于0的企业;(4)删除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企业;(5)删除其他缺少重要变量以及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6)剔除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排放量为负数或0的企业。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主要来自1999—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基于企业所在城市行政区划代码，本文将上述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合并，最终形成1998—2012年间涵盖299个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规模，采用企业总资产来表示，取对数计入方程。(2)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当年所处自然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加1来度量。(3)融资约束。采用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比重来测算。(4)资产收益率，采用营业利润总额占资产总额比重来衡量。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DP平减指数处理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取对数计入方程。(2)人口密度，利用城市人口总数与辖区总面积比值来度量，取对数计入方程。(3)城市化水平，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来衡量。(4)教育水平，以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与城市年末总人口数比值来测度，取对数计入方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报告了开发区设立对区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在控制城市和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后，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m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设立开发区后区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明显降低。为控制企业本身及宏观因素系统性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逐步加入企业、省份∗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报告在第(2)列、第(3)列，结果显示开发区设立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由于企业所在行业尤其是细分行业的变化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三位数行业固定效应，结果报告在第(4)列。同时，为剔除两位数行业随时间变化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本文控制了两位数行业∗年固定效应，结果报告在第(5)列。本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定，说明设立开发区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区内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提升企业绿色环境绩效，基准回归结果证明假说1成立。

　　(二)假设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法能够有效识别因果关系的重要前提是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即在开发区设立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污染排放强度趋势需保持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通过以下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更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彭倩和干铠骏[15]等文献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测度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2)剔除极端和异常值。本文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最高和最低两端各2.5%的极端值样本进行剔除，并且由于2010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文也对剔除2010年数据后的样本进行重新检验。

　　(3)排除其他政策干扰。虽然各批次开发区设立时间不同，但中国大规模设立开发区主要集中在2006年。在2006年前后实行的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两控区政策极有可能干扰到本文研究结论。为此，本文分别加入排放权交易试点、两控区等政策虚拟变量和政策时间的交互项进行检验。(4)标准误的处理。企业内可能存在组内相关，因此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上述多种检验方式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开发区设立能够推进区内企业减排、实现绿色发展。

　　四、机制分析

　　上述理论分析和基准实证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产生了正向的环境效应，开发区内企业凭借政策优势和集聚效应实现了污染减排。为进一步厘清企业污染减排的机理，本文结合企业研发及能源利用等情况进行分析。参考一般文献做法，本文选取企业单位煤炭消耗的产值来代表能源利用率，利用废气治理设施数∗单位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标立方千米/时)表示企业的废气处理能力，利用废水治理设施数∗单位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吨/日)表示企业废水处理能力，以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衡量企业研发状况。

　　开发区作为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定区域，能够促成大量同类型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开发区内大量优质内外资企业间要素的流动共享、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内部资源循环利用、先进技术的扩散及更快的知识溢出，因此第(1)-(3)列所示，开发区设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能源利用率，促进企业废气及废水处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同时，开发区为吸引企业入驻而提供的优待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创新的边际成本，增强了企业研发动力，因此，开发区企业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活动中，如第(4)列结果所示，设立开发区后极大提高了区内企业的研发水平。

　　为探究开发区设立是否会推动更多的企业从事节能环保活动，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本文按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中确定的11个重污染行业，将企业所在行业划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将企业主营业务中为“脱硫装置设备制造”、“环保设备制造”等明确可以看出从事节能环保活动的企业纳入环保产业的统计中。本文将企业从重污染行业转向环保产业的行为定义为企业绿色转型，设置企业绿色转型虚拟变量，并利用Logit模型对此进行估计。

　　从第(1)列结果来看，开发区内企业有更高的意愿从事节能环保活动，因此开发区设立后有更多的企业从重污染行业转向环保行业，开发区政策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绿色转型。此外，开发区吸引了大量优质的内外资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外资企业所带来的环保理念、高层次人才及先进技术，一定程度上也带动开发区内企业从事节能环保活动。因此如第(2)-(3)列所示，开发区设立后区内非重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数量明显增多。

　　五、拓展讨论：异质性分析

　　(一)区域异质性

　　开发区环境效应会因为区域的不同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mt与开发区特征变量的交乘项，构建三重差分模型对异质性进行讨论。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在基础设施、法制建设、科技创新实力和要素占有等方面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企业得益于更多的政策优待，更有动力积极推进环境治理。

　　本文按照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设定东部地区虚拟变量area为1，第(1)列mt∗area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设立开发区产生的环境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开发区设立对东部地区企业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因此，东部地区企业污染减排更多。开发区所在城市规模大小也是影响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1989年设定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大规模城市与非大规模城市，①设置大规模城市虚拟变量size为1。第(2)列交互项结果显示，大规模城市开发区内企业的污染治理更有成效。

　　一方面，大规模城市由于经济总量大往往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16]，这为开发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规模城市对优质内外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的吸引有助于企业间先进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极大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六、研究启示

　　本文为开发区的正向环境效应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支持，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开发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推动地区环境治理方面成效显著，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开发区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开发区设立优势，促进开发区优化升级，通过政策优惠等激励方式进一步引导开发区内企业从事清洁生产活动、实现绿色转型。

　　其次，在开发区优惠政策基础上要不断强化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开发区 内企业间的要素共享和互动交流，通过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避免企业过度依赖资金补贴等财政手段而失去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的可持续效应促进开发区企业长效发展。

　　最后，虽然开发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实现了污染减排，但开发区设立的环境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中国开发区设立还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行业及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经济特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推动开发区内企业环境治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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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陈建军，胡晨光.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6)：68-83.

　　作者：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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