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人入滇对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以清代大理地区汉移民入滇为背景，紧密结合国家、云南及地方史料，对汉移民进入大理地区的历史背景、人口规模、迁移特点、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等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清朝进入大理地区的汉移民多为自发行为，迁入原因与当时政局有关，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前朝“夷多汉少”的民族比例。

　　在经济发展上，汉移民成为开发大理地区的主力军，对城镇、乡村、山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垦荒地，兴办水利，发展农业、手工业，为响应国家“兴铜政”政策，开掘矿业，拓展交通网络，壮大城镇集市，与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财富，不断巩固社会基础，使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总之，汉移民的到来为开发大理地区和民族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朝,大理地区,移民,经济

　　在清代二百多年间，大理地区人口“爆发”。从乾隆七年的20万人增长至乾隆三十七年的50万人，再到道光十年，人口再创新高，突破100万人，88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46‰，远超全国年均增长率7.3‰。人口的迅速增长促使人地矛盾加剧，但“矛盾”也推动了大理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爆发”，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统计上的因素，乾隆五年以前没有将妇女、夷人入籍;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人口自然增长。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内地“汉人”迁入，促使大理地区人口增长。本文以清代汉人入滇作为研究背景，分析该时期汉移民规模、特点，以及对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和启示作出探讨。

　　一、清代大理地区汉人入滇背景

　　在大理地区移民史中，清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时期，内地汉移民规模远胜之前任何朝代。从史料记载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迁入大理地区的汉族移民人口，有清一代，数量逐渐超过了土著居民，他们的流入改变了大理地区民族分布与比例。1250年，大理地区有十余个土著民族，鲜有汉人。然而，到了16世纪，汉族人口占大理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19世纪，汉族人口发展迅速，占总人口比例提高了近一倍，约60%，接近现今民族比例。清朝大理地区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与当时政局有关。

　　清政府为实现云南政治上“大一统”，切实治理云南，虽然对人口迁移制定了相关管制措施，但实际上清政府非常灵活看待滇移民问题。首先表现在清初政策制度改革，“改土归流”打破了汉人进入大理地区的政治壁垒，“摊丁入亩”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条件;其次，相对宽松的垦荒政策和垦殖优惠政策，助长了内地汉人入滇的热情;再次，清政府加强了对滇经济的控制，兴铜政，扩大国内外贸易往来。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为“三藩之乱”后的云南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保障，而且成为吸引移民入滇的主要因素，推动了民族融合及国家统一。总之，清代汉族移民迁入大理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事件。

　　二、移民规模及特点

　　清代移民进入大理地区的时间主要在乾隆以后。18世纪以前，大理地区留存下来的人口史料甚少，在现有的官方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一阶段的移民史料。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人口统计资料才逐渐趋于完整，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开始，道光《云南通志》所载大理府、蒙化直隶厅人户统计“遵例分民、屯各一册”。

　　乾隆至道光年间，大理地区大理府、蒙化直隶厅人口总数增长显著，近半个世纪，两府的民丁、屯丁数增长了一倍。期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大理府屯丁年均增长率高达76.38‰，这个增长速度在大理地区历史上是空前的。到道光六年(1826年)，期间受灾害、起义等影响，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增长率仍保持在10‰以上，人口总数不断上升。从大理府民丁数来看，乾隆四十二年总数是屯丁的7倍，之后因其年均增长率略低于屯丁，嘉庆、道光年间民、屯比例逐渐缩小，嘉庆年间在3倍左右、道光年间在2倍。

　　从大理府民、屯人口增长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人口增长率已远超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屯民的构成主要是移民，由此看来，大理府人口“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入滇”数量的增长。与同期蒙化直隶厅民、屯人口数量及增长相比，大理府人口总数是蒙化直隶厅的4~5倍，但两府的增长率变化趋于同步，乾隆末期至嘉庆初期都因人口迁移导致人口“爆发”，之后减缓但仍持续增长。

　　民国《大理县志稿》载，光绪九年(1883年)，大理土著居民23709人，移民11104人，人口总数共计34813人，移民占总人口的31.9%，移民比例在云南省排第四。从人口总量来看，清后期人口总量因当时战乱、灾害有所下降，但移民在总人口的比例却逐渐增大。从移民特点来看，清代迁入大理地区的内地汉人，迁移模式以自然流徙为主，开发进程从平坝城镇推向山区和偏远地区。

　　元、明时期，汉移民以军事戍守为主，居住地多为城镇、坝区。清代进入大理地区的移民，多以农垦型为主，其次是商贩型、工匠及佣工型，开发进程由平坝推向更偏远的山区，打破了地理环境与民族之间的隔阂，真正意义上实现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互补与文化融合。

　　三、汉移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元、明两朝移民的基础上，清初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的政策背景下，汉移民的到来对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对土地利用率的大幅提高

　　从经济活动的投入角度来看，汉移民的到来不仅弥补了当地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与当地居民共同努力，不断扩大垦荒面积，不断兴修水利设施，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被广泛应用。清初，大理地区因三藩之乱，各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严重。改土归流后，人口激增与土地资源开发严重失衡，特别是宅基地等非生产用地的扩大造成人均可耕地面积绝对数减少。从时人判断可知，人均耕地面积4亩是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下维持基本生活的限度。

　　嘉庆二十年，大理府和蒙化直隶厅在册可耕田地共139万亩，人口共计90万，人均耕地仅为1.5亩，与同期全国人均耕地面积2.36亩相比，明显偏低。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垦种，“荒土有主者，令本主开垦;无主者，招民开垦”。但事实上，早在乾隆年间“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

　　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清政府及当地居民将目标锁定在荒山瘠地，并对其进行开垦种田，就连在明朝被认定不可开发的宾川大姚“奥区”，至道光年间已是“深山大壑之中，无不开辟之地，即无不居人之境，而村屯望，若指掌矣”。从清朝大理地区在册田地面积变化来看，田地总数并没有因垦荒的扩大而扩大，康熙三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田地总数持续下降，新开垦的荒地面积并没有对田地总数做出贡献。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垦荒多为山头地角之处，不免有很大一部分田地没有入册;另一方面，由于开垦的山区土地质量不高，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耕种几年便失去生产能力成为永荒之土;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真的无地可耕。

　　在进行垦荒的过程中，汉移民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经过百年实践，我国劳动人民意识到，要想增加粮食总产量，除扩大耕地面积以外，提高土地利用率也是很有效的办法。在荒地开发过程中，汉移民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

　　《邓川州志》载：“六七月耘，凡耘必三遍，否则荼蓼滋蔓。”反映出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在清朝已被普遍推行。水利设施方面，清初至光绪十七年，大理地区水利工程建设共计265处，以供灌溉、防水患之需，保证农业的发展命脉。汉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努力耕作、兴修水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

　　(二)产出增质增量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分，粮食产出是反映当地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经过清前中期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开发山区，凿地开沟，提高土地利用率，直接促进了大理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耕种作物来看，粮食品种不断增加，并具地方特色。前文所述，至清中期人均耕地面积已低至1.5亩，在如此紧张的人地关系下，并没有因饥馑而导致人口锐减，除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稻、麦亩产量以外，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的引入及推广对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粮食产量来看，虽然地方县志没有直接记载，但从垦殖面积、田赋税收情况我们可以作出大致判断。①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大理府册载田地108.97万亩，占全省比例11.5%，位居第一;丽江府南部田地面积次于大理府，但垦殖指数远低于蒙化直隶厅，说明该地区耕地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永昌府耕地面积少，垦殖指数低，间接反映出该地区粮食生产总量少。②清政府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对田、地所征收的田赋制定了统计标准，上等田纳粮多，下等田纳粮少。

　　嘉庆二十五年，永昌府、大理府均超过了云南省每亩纳粮均值，说明永昌府优质田较多，粮食生产水平较高;丽江府、蒙化府直隶厅亩均纳粮较少，间接反映出土地略为贫瘠。除农垦型移民外，清代进入大理地区的汉移民还有很大一部分为佣工及工匠型，从事采矿业或手工业，使当地由单一的农业开发转变为多产业开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清前期，在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下，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内地矿丁离乡背井，为利远道而来。因此，大理地区金属矿业和盐业在政策和人力保障下得到了极大开发，这一现象不仅带动了当地税收及商业的发展，发挥出较大的产业联动功能，而且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手工业方面，汉族移民与当地居民一同进行技术交流，在土著民族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形成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纺织工艺;其次，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与内地贸易往来的空前活跃，在扩大手工业生产范围和规模的背景下，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大理居民的生活方式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三)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如果说移民在大理地区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活动，那么他们从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康熙《大理府志》载：“云南财富土著拥有者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全归移民商贾。”在这一开发进程中，商贩型移民不仅在商贸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增强了民族商品意识，为城镇网络建设提供了资金与人力，加紧了内地与西南边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大理地区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更多劳动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动。少数民族商品意识的增强，汉族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雍正以前，大理地区商人大多数是行商及农兼商，“巨富不过万金”。随着商贩型的汉移民日益增多，经济活动范围无处不在，大范围影响着当地少数民族的商品经济意识，一时间从“不好商贾”转变为“商贾如云”。乾隆年间，大理地区的白族商人“合群结队旅行四方”“又或走矿场，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随着商人群体不断壮大，经营范围扩大，他们开设堆店(贸易货栈)和商号，为山区、偏远地区人民带来急需的生活用品。

　　光绪初年，下关地区涌现10多家堆店和80余家商号。光绪后期，鹤庆、喜洲、腾冲商帮发展为迤西三大帮，商人多为白族和回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移民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对城乡市场的发展、国内外贸易流通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支撑作用。汉移民流动性打破了地理环境的阻碍，在商品运输中，使市场网络深入农村和山区，实现了更广范围的经济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了一些大范围的物资交流会。

　　三月街是辐射范围较广的综合性市场，嘉庆时师范所作的《月街吟》中记三月街：“昊罗蜀锦纷成束，红者珊瑚白者玉;药气薰天种种全，奇形百出摇双目;毡裘霭帽耳珠坠，鬓缅番戎貌各殊;璀璨疑游五都市，喧嚣如展上河图;对此人山与人海，山河当之色亦改……”诗中描述出三月街当时的繁盛、规模之大，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交通干线不仅连接着全国各地及省内各州县，还加紧了西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此之外，邓川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太和草帽街等市集也闻名于滇内外。

　　与农村市场同期发展的还有城镇商贸，二者相辅相成，彼此承担着不同经济功能。农村市场作为居民集会贸易的地方，为城镇市场提供了资料的供应，而城镇的发展，对农村集市具有辐射和引领作用。贸易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省内外，对外贸易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人口的增加保证了对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大理地区市场总量不断增加。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市场交易商品、交易对象会有所区别，并趋于多元化发展。但从每市每月赶集次数来看，频率有些许下降，这与当时人们的购买能力、市场差异化有关。地区集市发展状况，各府、州市场发展也存在着差异，但各有特点，成为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四、总结

　　清代移居大理地区的汉族人民，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带动了一场万众求生存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中，对当地社会经济活动各要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投入要素方面，汉移民的到来，虽导致人口总量急剧增加，人地矛盾激化，但他们弥补了当地劳动力，将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传入，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压力。

　　在产出方面，耕种作物种类增加，高产作物普遍推广，特色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矿冶、盐业的开发，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镇商业的繁荣;此外，汉移民的思想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估计移民在资金和人才方面带给大理地区的总价值，但汉人入滇对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贡献总体还是清晰可见的。

　　相关论文范文阅读：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示出优势，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但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比较薄弱，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负担，而且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相比于城市化的建设水平，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更多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尚且处于比较缓慢的阶段。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jlw/206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