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巨大冲击，其工作实效性受到多重制约。只有充分适应互联网开放交互的场域特性，掌握新型传播规律，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巨大冲击，其工作实效性受到多重制约。只有充分适应互联网开放交互的场域特性，掌握新型传播规律，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和方式，并构建相应保障机制，以提升其传播的解释力、吸引力、穿透力、持续力与辐射力，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真正得以巩固。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网络安全论文范文：网络安全中计算机信息管理的问题和策略
这篇计算机工程师论文发表了网络安全中计算机信息管理的问题和策略，计算机应用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中, 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和进步, 催生出了许多新产业。当今社会, 信息资源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170无论任何时期，意识形态安全都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41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智能化、普及化，新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载体、效果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重新塑造社会生活的样态，重新培养公众的认知方式与行为习惯，同时也重新构建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
网络化的这柄“双刃剑”在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护与巩固，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3]48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鲜明历史阶段性特征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这些挑战和困难也表现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2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时代，牢牢掌握网络阵地的话语权与主导权，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当前网络思潮此起彼伏，影响社会和谐，挑战安定团结。近年来，种种社会思潮凭借网络迅猛发展，恣意蔓延，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定冲击。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寄生于网络，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哗众取宠的纷乱图谱。
部分别有用心的所谓“公知”“大V”更以“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名，或猖狂或隐蔽，在网络平台上打着传播知识的旗号，不时攻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歪曲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制度，质疑党的领导，其险恶用心值得我们保持高度警惕。由于网络思潮与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往往会对某些负面社会热点事件起到持续发酵、恶意夸张、无限放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非线性的传播，非常规的操作与非理性的放大往往又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无限复杂化。许多案例一再证明，在网络环境下一个极为普通的个案，经过网络的发酵极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恶性后果。
2.反华势力恶意渗透，扰乱社会秩序，挑战国家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国家越来越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挑战，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强度、力度在不断加大，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与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严峻，担负的责任和任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5]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与主战场，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稳定。境内外反华势力，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网络平台的操纵地位、网络军备的先进地位及网络经验的领先地位，利用网络空间高效、迅速、便捷、隐蔽等特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持续渗透与颠覆，对中国实施“文化转基因战略”，妄图通过网络颠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与信仰，以实现其“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阴谋。
一小撮反华势力处心积虑不惜重金收买并培养在华代言人，鼓吹“西方宪政民主优越论”，散布“普世价值论”，传播“自由至上论”。更有甚者，不遗余力误导网络舆论、抹黑英雄人物、篡改国家历史、破坏伟人形象，煽动社会问题，制造内部矛盾，歪曲事件真相，炒作网络事端。种种基于网络的恶行，正在毒化中国的网络环境，影响广大青少年的成长成才，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3.网络谣言滋生不断，削弱民心士气，挑战道德底线。网络环境下，多线程、多节点、低门槛、高效率的传播方式，为每个网民的自由参与和即时表达提供了可能。随着网络运用的普及化、便捷化、实时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参与热情、创造热情与表达欲望也随之广泛激发与放大。在名誉和利益的驱使下，不少利欲熏心的人利用极端言论和炒作来“博眼球”“博出位”，靠突破道德底线的网络言行来吸引公众的聚焦与关注。更有甚者为谋取自身经济利益不惜恶意挑唆、煽动群众，不惜恶意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制造散播谣言并控制舆论走向。低俗、功利、拜金、利己等错误思想的传播为谣言的不断滋生与蔓延提供了阴暗的温床，二者往往相伴相生。
一些不明真相而又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群众在网络围观的同时，极有可能因此而受到误导。长此以往，网络将会成为现实社会的“出气筒”，负面情绪的“发泄场”，这将对社会正能量的积聚与传播，乃至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不利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的原因
1.从信息匮乏到信息过剩的转变，导致传统媒体权威性下降。曾经的信息匮乏早已不复存在。在新时代，多源头、多线程、多节点的网络环境改变了信息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甚至信息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以适应网络平台特性为导向的简洁化、具象化、全息化的网络革命。终端亦是源头，节点亦是平台，接收即可扩散的网络传播方式不仅极大提升了传播效率，而且使每一个网络平台参与者所获取的信息量正在呈几何倍数放大。传统的“人找信息”的传播路径，已经转变为“信息找人”;传统的单一信息发布渠道，已经转变为多渠道并存;传统的“面对面”延时传播，已经转变为“键对键”即时传播。
换而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掌握、编辑与发布不再具有垄断地位，相反，与新媒体相较，其在信息搜集、整合与传播方面的传统优势已经所剩无几。因而，其曾经的权威性必将有所动摇。显而易见的是，在网络环境下，从信息匮乏到信息过剩的转变给人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资讯便捷，还不可避免的增加了针对信息本身的甄别、选择与确信的难度。同时，由于人们信息偏好的客观存在与认知偏差的客观存在，更使得这种难度被进一步放大。
2.从异口同声到观点多元的转变，导致网络生态复杂性上升。网络环境“一机在手，网络互连，四通八达”的特性，客观上人们在信息搜集与扩散方面的效率极大提升，而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人与人之间在信息获得、占有与发布方面的地位相对趋于平等。这一系列变化都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升促进人格的独立，但也带来了偏激;表达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升有助于个性的解放，但也鼓动了质疑;参与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升激发了创造力，但也诱发了谣言。大众化、个体化、差异化的思考、表达与参与，直接或间接的造成观点的多元化。因而，在网络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人人都是评论员”的特征日趋明显。
信息传播效率虽然高，但是达成共识与凝聚人心相反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网络舆论中，不同观点的背后往往是背景知识的不同，人生经验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甚至立场站位的不同，并且多种话语体系往往容易相互混淆，统一语言表达往往存在多种理解，客观上造成了舆论引导上的困难。同时，由于网络环境中匿名表达，崇尚个性，标新立异与力求夸张的特性，再加上动机多样化、观点多元化、表现多维化的趋势，使得网络生态日益复杂化。
3.从官方主导到受众至上的转变，导致信息形态感性化加剧。智能手机平台所带来的互联互通，情景交融，现场取材，就地加工，即时播报等功能特性，极大地解放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自主权，同时人们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信息过剩与选择自主的客观环境，促使网络用户的信息偏好已经成为信息发布者竞相追逐、博弈与凸显的焦点。“用户至上”已经成为网络传媒所恪守的生存理念。对于网络信息而言，吸引力决定传播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认知，已经成为网络绝大多数网络参与者的共识。传统的以官方媒体为主导的“以点对面”的传播方式(也即“新闻播报”式的传播)，由于和网络平台特性的匹配性较差，其传播实效性往往不如新媒体“以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也即“私人订制”式的传播)。
并且，“用户至上”这一理念在激烈竞争，鱼龙混杂的环境下，存在明显的庸俗化、媚俗化倾向，正在逐步退变为“眼球至上”，也即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盲从心理、认知偏差等缺陷，人为制造、诱导和激发用户的信息需求。相反，与传统媒体相适应的系统而严肃，宏大而完整的信息范式，却与网络用户感性化、简洁化、生动化、趣味化的信息需求显得格格不入。
4.从技术博弈到理念博弈的转变，导致对敌斗争隐蔽性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是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和两种制度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最前沿，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阵地上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如同海陆空主权一般，已经成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换而言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即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侵犯，即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侵犯。
境内外敌对势力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匿名表达、快速传播、不易阻断与查找等特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恶意渗透与破坏，妄图通过散播谣言，发起话题，制造事件，抹黑诬陷，炒作热点，煽动舆情，利用民意，扰乱人心等手段，动摇甚至颠覆我国广大网民的理想信念，模糊我国广大网民的价值观念，破坏我国广大网民的网络操守。更有甚者，为了能够混过意识形态的网络防线，对恶意信息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伪装，或者将其植入到常态信息当中加以潜移默化、细水长流式的传播。网络阵地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博弈与对抗，而是理念与理念之间的博弈，信仰与信仰之间的较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固，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斗争虽然没有硝烟，却日益呈现出激烈而隐蔽的特点。
三、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实效性的对策
1.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机制以增强其解释力。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树立与否，关键在于公众的接受度。而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理论体系自身解释力的强与弱。作为一种科学的解释系统，主流意识形态将不断发展进步。而这种解释力在保持融贯性的同时，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完善。在网络环境下，解释力的强与弱在受到自身传播方式与网络平台特性及其传播特性间相容性制约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其解释的说服力与时代发展进步的新需求以及人民群众观念变化间匹配度的制约。
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比其他任何理论体系的解释都更为科学，更为可信，更具说服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换而言之，就是要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下的理论优越性、完善性与崇高性。这种优越性、完善性与崇高性的支撑与保持绝不仅仅是赋予其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不容辩驳的优先地位，更是要使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其能够适应网络平台所带来的一些列变化与挑战;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功能特性。换而言之，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下的解释力。而建立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机制将是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力的重要保证。
2.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引导机制以增强其吸引力。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如何网络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7]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传播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引导力的基础则在于其对于广大网络参与者的吸引力。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理念应当适时适度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一元灌输，单向接收”转变为“多元互动，交流引导”以不断提升传播效率。
同时，传播方式也应当更具网络特色，更符合网络用户的心理与习惯以引发受众的兴趣、思考与共鸣。在表达方式方面，应当对晦涩的学术语言抽象的政治语言和空洞的口号语言进行必要的网络化、大众化、趣味化的包装与改造。在不改变其原有意涵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网络化的大众需求，从而更接地气，更加鲜活，更合民意。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与时俱进以及掌控舆情主基调，主旋律，主轴线的同时，更应当展现出其开放、包容与自信的一面。应当充分掌握网络传播的规律，网络思维的特点，网络语言的风格，网络信息的属性，网络发展的趋向，以充分借助网络平台的便利条件与公众进行良性的、充分的交流与互动，辐射与渗透，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
3.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技术保障机制以增强其穿透力。新时代牢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应当教育引导广大民众在政治、理论、目标、价值、文化等领域中的高度自觉认同。而要实现这一些列的自觉认同，就需要准确掌握网络平台的功能特性及网民的认知偏好。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兴起与推广，使得网络用户的兴趣偏好，认知特征，行为习惯等个性化需求，可以通过对其大量的“网络痕迹”的有效分析得以较为精准掌握，从而为相关信息的高匹配性传播与投放提供良好的技术基础与靶向基础。同时，也为通过准确的信息投放潜移默化的引导与改变信息受众的认知方式与行为习惯创造了可能性。在新时代，传统的“地毯轰炸式”的盲目投放方式必将被“精确打击式”的针对投放方式所取代。
在大数据时代，对信息资产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将直接决定网络话语权与主导权。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资产应当得到严密的保护，精准的分析与高效的利用。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应当与时俱进并尽快适应变化的趋势。应当及时建立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技术保障机制，通过用户的网络痕迹和移动终端使用痕迹的搜集与分析，进而掌握其心理与行为特征乃至需求偏好，从而为相关信息的精准投放，高效投放做好铺垫。一言以蔽之，在大数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方式应当以受众特征为参照，运用技术手段保障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通过“正确的方式”将“正确的信息”准确投递给“正确的人”，以实现传播效率的最大化。换而言之，通过对相关网络信息的精准分析，以及对网络技术的熟练运用，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穿透力。
4.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评估机制以增强其持续力。网络化的信息传播虽然是以节点为单位逐次向外围倍增式扩散，但是这种扩散仍然是以每个节点的人际社交圈为依托。也即是说，“熟人”之间的信息扩散，仍然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主渠道。这种“熟人”之间信息扩散通常以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纽带，以彼此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以彼此之间共同的志趣为牵引，以彼此之间的探讨与思辨为主要交流形式。因此，就某项信息而言，其自发传播的程度与自身对信息的认可度、接受度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这就为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估提供了可能性。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传播所依靠的不是单方面发力，而应当是借助网络传播的各个信息节点共同发力进行传播扩散，也即是借助信息受众自动自发的在各自的网络社交圈内传播扩散(包括但不限于点赞、转发、评论和投票等形式)。为了固化、强化这种网络传播的实效性，应当建立相应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一方面发起话题并引导讨论，促使受众积极参与，进而认同并自行传播;另一方面追踪各个信息节点的传播效果，以其认可度、接受度、传播度为主要标准进行评估和相应的补强或校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网络热点，生成网络意识形态可视化图谱，精准掌握网络热点与可能的风险点，规避“蝴蝶效应”，防患于未然，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自媒体平台中，以受众自行传播的信息链条为主线，在持续关注受众接受度的同时，也应当时刻关注信息在每一个传播阶段的量变与质变，必要时进行引导、补强或调整以保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持续力。
5.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联动机制以增强其辐射力。随着网民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自媒体聚合效应的不断凸显，网络舆情的管控难度也日益提升。网络舆情管控的关键问题在于及时有效发声以快速还原真相，并掌握和引导舆情。网络平台中的信息传播频率具有其自身的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征，并且其传播频率与传播效率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一般而言，信息传播频率的增加直接有助于信息受众的人数增加，并间接有助于受众对信息的认知、接受与认同。换而言之，信息传播频率的增加即意味着信息传播辐射力的增强。
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掌握信息主导权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掌控信息的传播频率，而掌握信息传播频率实现有效舆情管理的关键则在于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信息网络传播联动机制。构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联动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当信息发布时可以通过多部门、多节点、多渠道、多角度集中发声、连续发声、抢先发声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持续提升传播频率。并且根据传播频率的衰减变化情况以及传播效率的递减变化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从而牢牢掌握信息传播频率的发展趋势，进而有效掌控和影响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同时，可以根据网络舆情的走势，或者相关舆情传播的频率及扩散程度，进行针对性发声、导向性发声、压制性发声、鼓励性发声以促使相关舆情始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线，进而牢固掌握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辐射力。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3]78这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潮多元化、复杂化的大环境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战场。[8]
掌握网络阵地的控制权、主导权与话语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意识形态发展，把握好网络意识形态主流方向，从而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对维护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9]作为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内容，网络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充分适应网络平台的特性并掌握网络传播的规律，构建相应的多种多样而又相互兼容，互为依托的保障机制。不断教育广大网民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新时代真正得以巩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王秀艳.当代社会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dzlw/217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