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
〔摘 要〕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关 键 词〕社区建设,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集体行动,社区参与
一、引言
社区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是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伴随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单位制的解体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社区逐渐成为一个陌生化、碎片化和个体化的社会。对社会发展来说，社区建设是一个能够转化为在社区层次上寻求集体行动，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建设最有效的方法。社区建设控制着社会重建的过程，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最有效的途径，因而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社区建设即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归属感，使得居民和社区之间构建协调发展、良性循环关系的运动，是一个社区强动员、社区居民强参与的过程;社区动员与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呈正相关[1];居民社区参与行为与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对社区信任度呈正相关[2][3]，进而与强化社区动员形成良性循环。
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建设的研究总结发现：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被认为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动力源泉[4][5]，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培育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以及促进居民有效的社区参与。但我国社区建设的普遍现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有余，自下而上社会力量发展不足，居民参与意识普遍薄弱[6]。
社区实践研究表明，社区权力不论是行政主导还是回归社区自治，持续的社区建设须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路径。因而社区动员作为一种有效引导和激发社区居民情感的方式，并使居民将社区共同体情感转化为自觉参与社区活动的办法，正在成为推动新时代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实践的重要行动策略。正如有学者所说，推动社区建设需要适度的社会动员，需要以社会动员作为行动策略，需要借由社会动员实现社区发展，进而实现社会发展[7]。因而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动员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结果，它既作为宣传、鼓励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同时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和结果，即最终实现居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社区问题和实现社区发展目标。
为此，本文从社区动员出发，通过梳理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动员方式的演变逻辑，探讨当前社区建设如何进行积极有效的社区动员策略，促使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将社区整体发展目标转换为居民共意性的社会行动，从而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
二、从“控制”到“治理”——城市社区动员模式的演变逻辑
社区动员是一种能有效调动社区内外资源，并促使社区成员在价值观、态度与期望等情感方面发生改变，进而由情感产生持续的具体的社区参与行动的方式。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街道制到社区制的权力转移过程，其间，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转换而不断调适和重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现了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8]。
社会转型的整体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权威和控制力在社会领域渐次退场，市场空间逐渐发育、社会自主性不断释放的过程。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使得社区动员这一微观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根据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在城市社区建设不同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与关系，可以将我国城市社区动员模式的演变归纳为三种模式：控制型社区动员、管理型社区动员和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
(一)单位制时期的控制型社区动员模式
控制型社区动员是指单位制时期以单位作为动员主体，基于“国家-单位-个人”控制依赖的社会整合路径而建构的组织化动员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动员主体与客体之间由于资源依附而呈现上下级关系，动员话语由动员主体单向建构，动员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以及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长期以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所造成的“总体性危机”，我国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9]，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
在此种背景中，城市社区被完全纳入到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单位体制之下，国家通过资源垄断和行政的强力干预使单位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桥梁和纽带”[10]以及“国家社会管理和大众动员能力的微观组织基础”[11]。
国家行政机制全面介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并形成了“社会国家化的整体式治理结构”[12]，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在社区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组织系统，将建国后彼此分散孤立的原子化个体整合为能够形成集体行动的共同体。在单位制时期，国家权力居于绝对的动员主体地位，自主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会成员作为动员客体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这一动员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动员具有组织化与系统化。在单位体制下，工作单位承担着广泛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单位组织掌握着对单位成员来说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单位成员和单位组织之间形成了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国家通过基层各级单位在社区形成了一个广泛渗透的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单位对成员的控制是在一个明确的组织框架下，系统而制度化地进行，因而单位组织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纽带和组织力量实现对单位成员强有力的动员。
第二，动员以思想动员为主导。单位制时期的单位文化赋予了单位人一致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因而控制型社区动员主要通过开会、思想教育、树立典型等方式对民众进行动员，以进一步强化单位成员的集体意识。通过强化社区成员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来促成一致的行动以及对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动员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方式。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动员模式呈现出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方式的特征，被动员者和动员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社区动员完全采用党政机关自上而下层级式单向推进的动员途径，即由政府建议、政府采纳、政府执行、单位配合、社会成员响应[13]。在整个动员过程中，社会力量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发挥作用，动员主体即社区居民基本处于被动员的地位，对社会成员来说社区动员更像是一种义务和服从。
第四，动员以实现社会控制为目的。这一时期的社区动员更多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国家通过动员以期实现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控制以及实现在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建构，其并不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动员”(即社会成员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度化表达自身合法权益)。国家权力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辖，实现对整个社会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强制性约束。这种控制建立在社会主义传统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强制色彩。
(二)社区建设行政化阶段的管理型社区动员模式
管理型社区动员模式是指社区居委会作为动员主体，过程中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威进行动员，并且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开始被纳入动员体系之中，但整体仍呈现出强行政整合力量和弱社会动员能力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居民作为动员客体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选择主动参与或不参与社区活动。
自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治理单元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城市基层权力方向由垂直结构转向横向的管理模式[14]，在这一阶段社区建设行政化倾向明显。尽管城市社区在不断改革，多元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被更多强调，但社区动员模式仍然是行政介入和居民自治的混合体，国家行政力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力量仍然发育不足。社区动员更多由行政动员发起，社区自治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其实一直在场[15]。这一阶段的社区动员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动员主体单一。这一时期虽已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治理的社区结构，但社区动员还是由体制内赋权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动员的能力有限，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自身合法性地位的制度化不足，使得发展受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嵌入社区治理中易被行政吸纳，服务行政化使得其动员效力有限。因而在社区建设行政化阶段，社区居委会是动员主体，其他组织和社会力量动员效力不显著，社区居民仍处于动员客体位置。
第二，动员方式以行政动员为主。单位制消解以后，国家权力借助“社区政权”这一治理形式在平行维度上获得了权力延伸，街道-居委会体系在城市控制与社会行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16](P214-215)。社区居委会虽为社区自治组织，但社区工作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上级政府的拨款，并由街道统一管理，社区使用经费须向街道申请，由街道审批，这就造成了“端谁的饭碗归谁管”的局面[17]。
同时在压力型体制下，社区居委会目标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压力也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社区居委会的弱自主性和行政化倾向使得其常用行政的方式动员居民参与，虽然居委会在动员策略中也会运用人情、面子等地方性互动网络资源[18]，但这种动员方式重心还是政府主导的形式动员，并未真正激发起民众的参与意愿。
第三，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为目标。管理型社区动员的实现形式是单一的自上而下型的，社区动员的出发点是基于动员主体自身主观意愿，而非社区成员的需求。因而这一时期的动员模式中，社区成员仍处于被动员的客体位置，广大成员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建设缺乏活力。
(三)社区建设社会化阶段的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社会化阶段，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区成员等多元主体形成协商、合作、互动的关系，共同组成一个以社区发展和解决社区问题为共同目标、以实现社区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共同目标、以合理分工为基础的互动网络的一种动员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社区成员既是动员客体也是动员主体，因而能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社区建设思路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向：在管理形式上由过去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向强调合作、共享、参与的治理结构转变;参与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向多元化的主体转变，政府和社会互动更加深入[19]。
因而在社区建设社会化阶段的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是一项多元参与、多元合作的行为[20]，它的有效开展在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也能有效推动政府管理创新，进而推动社区动员模式走向成熟。这一动员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动员主体多元化。社区场域既强调以社区居委会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同时也注重引导社会组织、居民以及企业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为动员主体，为可持续的社区建设构建了双向动员通道。传统的动员将动员主体和客体看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强制与驱动[21]，而互动治理型动员则将二者置于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的网络之中。社会性元素和行政权威相互合作，多元动员主体为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内在活力而共同努力。
第二，动员手段多样化。社区建设动员方式由单一的行政命令动员逐渐发展到以政策供给、互联网宣传、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党建引领、经济激励、赋权组织等多种手段进行动员，并利用网络技术、公众平台，提高社区动员的信息化水平[22]。动员方式从“单一型”发展到“现代复合型”。
第三，动员方式以服务型动员和情感型动员为主。社区动员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促使社区居民将集体认同感转化为社区建设的行动，因而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利用社区的组织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以期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更注重社区文化的营造，以期在日益陌生化的城市社区中引起社区居民的文化共鸣和构建共享的社区文化框架，试图通过话语的构造激发居民的集体认同感。动员方式由“政治动员型”向“潜移默化”型转变。
第四，动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居民需求，激活社区居民内在情感，从而将情感转化为以社区建设为目的的社区行动。该模式将社区成员视为社区建设的主体，强调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并积极地参与整个社区管理过程，包括确定社区需求，制定实施社区发展计划，以及评价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23]。社区成员和社会组织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和被动员，而是主动表达需求，选择社区服务项目，最终达到被动动员向自发动员转变。
由上可以看到，从“控制型动员”到“管理型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动员”的社区动员模式演变过程中，社区动员的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更加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动员主体互动合作，并随着社会群体自主性和现代公共意识的增强，社区动员逐渐从被动转向自发，由“自发走向自觉”[24];社区动员方式由政治动员型向潜移默化型转变，更加注重通过提升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以及营造社区文化氛围来达到动员居民社区参与的目的。
社区动员手段由传统单一型发展到现代复合型，注重行政组织、新媒体、互联网、企业、社会工作等多种组织的共同协作;社区动员目的由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到为实现社区居民的需求。这一转变为社区动员主体赋予了更多的自主行动空间，社会力量在社区动员中的作用与力量逐渐增强。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单一的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向的趋势，政府和社会正在逐步走向更深入的互动合作关系，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进一步被激发。
三、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作为一项城市社区建设新的推动策略，各类动员主体遵循社会化的发展逻辑，共同为发展社区、解决社区问题努力。在社区治理现代化阶段，为更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由行政化向社会化阶段过渡，首先需要明确构成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核心要素。
(一)理论基础：集体行动的理论视角
社区动员本质上可以视为一项引导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改良型社会运动，因而可将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置于集体行动的理论范式下进行分析。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作是不同的事物，并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根据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25](P21)。
集体行动所包含的因素为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要素的构成分析提供了参考框架和思路。在互动型社区动员行动中，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是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社区动员主体如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成员、企业的参与能力构成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社区的文化资源库即情感因素则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会运动的推动因素;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赋权，建构其指定合法性，构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社区内外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成为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同时在这一动员行动中，政府的行政力量嵌入其中形成行政化和社会化要素相互合作的局面。
(二)互动型治理社区动员的构成要素
作为一项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集体行动，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
1.居民需求：社区动员的起点与目标
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和利益是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社区动员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动员的主体，其对社区的情感认同是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前提和内在动力，因而将居民实际需求与社区发展目标有效结合有利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社区共同利益体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良好社区生态形成的过程，社区成员将个体利益与社区整体发展的公共利益相联系，在积极的公共参与中实现个人价值，逐渐由一个公共生活的消极参与者变为一个积极参与者。因而社区居民的需求构成了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核心要素。
2.制度支撑：社区动员的核心
制度建设是协调各主体行动、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动员的保障，是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体系作用得以发挥的核心与关键。发挥社区动员体系在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首先需要正确的制度建设作为支持。制度是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26]。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是多元主体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27]，因而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成员联动的动员制度对于组织化合作动员力量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设计相应的制度参与通道，使社会力量具有社区动员的合法性，从而与行政力量实现合作动员。其次，各动员主体如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自身的工作制度和运作细则也关乎着动员效力的发挥。
3.能力建设：社区动员的可持续条件
动员主体自身的能力关乎着其动员能力的强弱以及动员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因而能力培训是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得以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主体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工、物业管理公司、业委会、社区居民(包含志愿者)等。
因而能力建设涉及多主体的专业化能力培训：如社区党组织的社区发展规划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能力;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居民需求分析能力;社区社会组织骨干的团队建设能力、方案设计能力以及专业服务能力;业委会成员的专业知识能力;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能力等等。
4.社会组织：社区动员的重要合作主体
社区社会组织是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中重要的合作主体，在动员居民参与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既包括由居民基于趣缘、业缘等基础成立的内生型社区组织，也包括专业型的外生型社区组织。在社区动员行动中，社区社会成员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动员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因而可以借助社会网络机制实现社区动员效果的扩散，即通过社会组织到服务对象再到其他居民的动员路径[28]。
社会组织在政府赋权以及居民信任的基础上获得社区动员的能力，当个体被纳入社会组织中时，社区组织通过对其个体进行动员，而个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再对自己的邻居、亲戚、朋友进行动员，最终实现对全体社区居民的动员。可见在动员结构中，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5.社区文化：社区动员的推动因素
社区地方性文化的营造是推动社区成员由个体行动走向集体社区动员行动的促进因素。文化对于社会行动者的影响机制表现在利益和策略、价值和意识形态以及习惯和本能三个层面[25](P225)。在社区动员运动中，社区文化的营造对社区成员行动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即当社区成员认可社区文化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时，他们往往会按照这些文化文本或意识去采取行动。
社区文化建设就是在社区中进行“改造人”与“营造人”的活动，是重构邻里关系、培育信任与网络，增强社区社会资本的具体方式，也是以居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和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落实等作为主要内容的活动[29]，是形成人文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30]。在这个层面上，社区文化是作为“剧本”和“文本”[31]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行动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25](P225)。因而微观层面的社区文化建构，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动员的情感动员策略。
6.资源支持：持续参与社区动员的物质保障
获得社区内外的资源支持是动员行动可持续进行的重要物质基础。社区动员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场地、空间、人员、基本设施设备等，因而要保障持续性的社区动员运动的进行，既需要体制性的政府资源供给同时也需要社会性资源的补充。加强政府、企业、非营利社区组织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使得社区内外组织的资源被充分吸收和调动，有利于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及解决社区发展问题。相关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企业与社会组织在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当中，最终能够实现企业、社会组织与社区共赢的局面[32]。
综上，居民的利益需求、完善的制度保障、动员主体的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的发展、社区文化的构造以及社区内外资源的调动，构成了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成功推动实现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核心要素。
四、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实现路径
集体行动视角下社区动员主体、客体及社区动员各推动要素有机、有序、规范地运行，是社区互动治理型动员得以持续并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体系构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的动员制度
互动型社区动员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区成员等多元主体参与动员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是相互嵌入和相互建构的。因而以居民利益需求为导向，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员路径，为社会力量参与设计制度通道，实现合作动员。
首先，各动员主体之间建立服务联动机制和问题联动反应机制。即在社区动员体系中，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以及社区问题，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社工、社区网格员、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之间联动反应机制，各主体在社区动员行动中呈现的网状关系有利于发现并解决问题。其次，以社区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为导向建立项目研发体系和解决机制[33]，使得社区动员目标更具针对性、现实性。动员机制体系的完善有利于提升动员的效力。
最后，组织赋权。这是政府行政力量有意识向社会放权，是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治理的重要方式[6]，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社会参与力量的制度化建设，如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细则、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细则;二是对社区组织的授权，设计相应的制度参与通道，为社区组织发展提供制度化资源，使之具有社区动员的合法性。
(二)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
系统培训对于社区动员主体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型社区动员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及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包括志愿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而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动员效力，应加强对主体的动员能力培训。首先，加强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发展的规划能力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能力训练，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其次，社区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服务的开展者和提供者，通过加强社区工作者技能培训、理论培训、社会工作师考试培训和业余学历教育培训等[34]，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和各项技能，促使其向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进而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再次，加强社区社会组织骨干的团队建设能力、方案设计能力以及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最后，加强对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包括医疗健康、心理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专业知识以及交流沟通、组织才能、解决突发问题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技能培训。
(三)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打造集体共意性机制
社区作为居民共同居住与生活的空间，共享的社区文化文本是个体化成员之间的“粘合剂”，是社区共同体的纽带。因而需要对社区文化资源进行发掘、激活与连接，进而与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相互联系，推动社区居民形成共意性的集体行动。首先，制定社区文化发展规划，并注重不同社区文化的个性化设计，以期契合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
其次，在社区文化的规划发展中，考虑社区文化的整合性效应[35]，即将国家最新政策和主流文化渗透其中，如“和谐社区”“幸福社区”等营造话语。再次，挖掘社区居民共同文化利益，培育共享性文化。开展社区节假日活动以及各类促进日常交往的娱乐性活动，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有助提升居民的公共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从而促进共享性文化的发育。
(四)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积极开发与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建立涵盖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社区动员资源体系。首先，统筹政府投入社区的人力、物力、场地以及各类社会服务项目资源，推动社区动员项目设计，通过公共资源的整合保障社区动员项目落地;其次，积极搭建平台挖掘慈善资源，比如举办公益洽谈会，广泛邀请企业、爱心人士、各种基金会参与，并号召其为社区公益项目提供一些资金和技术支持[34]。再次，培育企业社区责任意识，为社区动员活动注入更多支持。企业社区参与既能够提升自身影响力，同时又通过捐赠、慈善战略等社区公益项目为社区建设带来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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