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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发表孟子和杨朱的分歧

发布时间:2018-08-04 17:21 所属栏目:文史论文 浏览: 关键词:

摘要: 本篇文章是由《 励耘学刊 》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本篇文章是由《励耘学刊》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论文摘要: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关于杨朱的思想,学术界已经阐发得几近完备了。大抵而言,杨朱以“为我”为根本观念,与儒墨法三家分别构成两个极端。就儒家和杨朱的关系论,有着忠君无君的区别。孟子隶属儒家一脉,儒家一派人物中,孟子抨击杨朱方面也最为激烈。然而孟子与杨朱的抵触是否直接代表着儒家与杨朱的关系呢?其实不然。孟子对杨朱的评判毕竟是一面之词,其观点不免存在偏颇,实质上杨朱思想亦有众多可贵成分。鉴于很少有人详细论述过孟子和杨朱之间的分歧。本文意欲就这一问题作一点补充并提出自己的些许见解。

  论文关键词:孟子;杨朱;分歧

  一、孟杨二人及其时代背景

  孟杨二人皆处于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诸侯强大而周室衰微,诸侯争霸而社会混乱。原先周王朝的封建体制分崩离析,天下谋求新的一统。国君们亦渐次开明,之于各种救时济世学说表现宽容。士一阶层遂得以怀抱利器,奔走游说,或为功名或为利禄,或针砭时弊或治国平天下。既流派纷呈,便不免摩擦冲突。孟杨二人即为鲜明佐证。

  说到孟子和杨朱两个人,孟子我们了解得比较周详,在此不赘。至于杨朱,有必要做一个补充,因为杨朱在先秦典籍中称谓甚多,这些称谓是否就是杨朱异常重要;再有杨朱的生卒年问题,是判断秦汉典籍中关于杨朱记述真假与否的重要因素。先秦典籍中,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明确提到过杨朱,故杨朱这个人的曾经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杨子、杨氏、阳子、阳子居、阳生这些称谓是否即指杨朱本人呢?有人认为不完全是,有人认为都是,笔者偏向于后一种说法(至于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详尽探讨,可参看陈此生的专著《杨朱》以及葛然的《杨朱及其思想学派研究》)。也就是说阳子居就是杨朱,阳生也是杨朱,杨子、杨氏、阳子亦然,这也构成了先秦旧籍中关于杨朱思想记载的可信性,而本文展开讨论正是以周秦旧籍为宗的。但杨朱的生卒年近乎扑朔迷离,因为我们知道,甚至连孟子的确凿生卒年也无定论。关于杨朱的年代,比较可信的是门启明关于“最早必在墨子后,而最晚必居孟子前;大概他生卒年代上的约数,当是在西纪元前450至370年之间”一说。葛然也认为杨朱当在孟子之前,墨子之后,但同时提出“杨朱之生卒年约在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00年”。尽管两种观点的具体时间有别,但杨朱处于墨子孟子之间这个史实是为不假。以上是关于杨朱的一些生平资料概要。最后,稍微提一下本文对于文献的引用问题。事实上,记载杨朱的书籍甚少,迄今为止,只有民国时期的两本著作是专门讨论杨朱的,一是陈此生的《杨朱》,一是顾实的《杨朱哲学》。另外,杨朱的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而记载杨朱言行最为详尽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一独立篇,遗憾的是,今传《列子》被证明是伪撰。但是,陈此生认为《杨朱篇》是真的,理由之一是“《列子》书里各篇,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东抄西袭的,若细细将它分解,大概有十分之六见于《庄子》,十分之二见于《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其中尤以《皇帝篇》抄袭的厉害,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书聚拢而成。但只有《杨朱篇》却不如此,这篇里头的话很少发见在古代书籍……和列子原来无涉。”陈此生的话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既然我们掌握的杨朱史料本来就少,那么又何以证明《杨朱篇》就不是伪撰呢?难道仅仅因为《杨朱篇》很少或者基本没有抄袭古籍内容?如果仅因为这样而断定《杨朱篇》本来就是独立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为什么不可以理解成“抄袭不成,索性杜撰”呢?故愚意以为,杨朱大抵不是著作等身之人,否则,他的学说绝不会如此迅速就湮没无闻。因为,自汉以降,关于杨朱的事迹便资料残缺,难以考证;再者,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未曾提及杨朱。而和杨学同样遭到摒弃的墨学则不然,其有《墨子》一书传世,关于墨家的资料也比较丰富。总而言之,千百年来,学者混淆是非之事不一而足,几近积重难返,以致今人看来,杨朱不过无名小卒。实则不然,仅从孟子对他的重视来看,便可证明杨朱并非小人物。非特不是小辈,而且自成一家,独立于儒、道、墨、法等家之外,为当时显学之一。那么,孟子和杨朱的分歧究竟在哪呢?

  二、人性的论争

  实际上这是孟子和杨朱对人们情感、价值观、态度、社会风气的不同判断和选择,即对人类德性的不同理解。基于对德性的不同理解,便引发了社会控制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德性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将指导一种行为,当这种行为扩至一个比较大或者相对复杂的整体时,就必须考虑对它的调节和控制问题。譬如一个民族从来就是好动尚武的,就不能拿农耕民族的温和礼仪对其说教;若一个民族从来就是诙谐浪漫的,就不适宜用严肃拘谨来捆绑它。只有顺着人类本来的德性,才能发挥出较好的社会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考究德性呢?其一就着重表现为关于人类天性问题的思考,即人性问题。而人性论的差异,暗中成为了辩者们的原动力。孟子尚仁,认为仁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通过仁可以达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的确如此,总括孟子的思想,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为人处世的“仁者论”,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仁政论”(准确的说是王道论)。只是,不管是为仁者还是行仁政,均不能抛开孟子所谓“人性本善”这个大前提。然而,杨朱究竟提倡性善还是性恶,抑或持中立?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判断杨朱德性取向之所在。但是,先秦典籍并未明确说到杨朱的人性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断定:杨朱不是性善论者,至少孟子不这样认为。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说暴行又作;……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书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孟子的言辞,洋洋洒洒,充分运用了逻辑思辨的方法,从治乱的角度去证明杨朱实为邪说的煽动者,乃“率兽食人”者。孟子看来,杨朱之流,实在当诛,而能距这“充塞仁义”之人的堪称圣人之徒。可见,孟子绝不认为杨朱属于善类,其依据就是杨朱不仁不义,即有邪说暴行的嫌疑。杨朱的确不是性善论者,但不能以此断定他就是不仁不义之人,这点容易找到例证。《韩非子·说林下》有“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来,子岂能毋怪哉?”的一段载文,推敲文意,可以发现,杨朱实际上是在“推人及物”,从人和狗的立场交换来思考问题,可以说这一点甚至比儒家“推己及人”的境界更高一筹。这样的人不算仁义,那么世间何来仁义。孟子把杨朱一棍子打死,拙意以为,纯粹是门户之见了,把杨朱描述得类似妖民更是不妥的。那么,杨朱的人性论究竟如何呢?答案是“性朴论”。根据周炽成先生的观点,荀子、董仲舒均持这种观点,其要义在于“人性本身是质朴的;从不足的方面说,它不够完美,而从好的方面说,它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虽然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它是恶的;虽然人性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但不能说它已现成地善”。至此,不禁让人瞠目结舌,杨朱竟和儒家这两个重要人物的主张暗合,孟子若知,当作何感想。下这样的结论并非牵强附会,《吕氏春秋》将为此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吕氏春秋》一书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可信的,事实上,此书对杨朱的评价也最为公允。《审分览·不二篇》中有“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的说法,这与《淮南子》里对杨朱所谓“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评价是所见略同。再者,杨生的“贵己”思想实质上是《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先己》等篇章思想的糅合和提炼(诚然,我们可以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就是杨朱本身有一套关于贵生的学说,只是被后人分述在不同篇章罢了)。“本生”即以生为本,“全”就是指天性,人的自然的生命过程。故作者呼吁“全性”、“全生”,方法上便要求正确处理生和物的关系,注意不要以物害性,而是以物养性,总的来说就是不能重物轻生,违反“全性之道”。至此,可以瞥见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影子。既然要不以物累形,就意味着“重己”,就意味着克制“情绪”,更意味着“先己”(把保全纯真的生命作为头等大事)。可见,杨朱要保存生命的真,刻意对外物采取了一种超脱。他认识到人会因受到外物的迷惑而失却本性的,但也认为,只要身体力行,“轻物重生”,便可将人类的好的天性延伸下去,甚至将其完善。(不然,何必要“轻物”,还不如极尽五官的娱乐与享受,终此一生。)这正是“性朴论”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杨朱的性朴不是荀子、董仲舒范式的复制,虽要义相同,但手段相去甚远。荀、董靠“王教”,而杨朱靠“为我”(而这也正是被孟子斥之为“无君”的依据所在)。杨子的“为我”,是一种顺性的善意之举,是主动的脱离身外之物的羁绊,任由生命合乎纯真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对能害人性的“物”采取毁灭的态度。杨朱以为人人不为所牵,则人人自得其乐,世间不必讲等级,讲君讲王教就意味着徒添束缚,逆天而行。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悉天下奉一身不为”。就是说,不要给天下“一毛”的拖累,但也不主张拿整个天下来扰乱自身。这是什么样的人性观呢?笔者认为,这包含了人的终极关怀,它极端强调独立纯朴的原始人性。根据杨朱的观点,不把万物放在心中,那么心中就囊括了万物。这一点,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所达不到的境界。综上所述,孟子和杨朱在普世价值或说人性观点上是相异的,孟子主张“人性善”,杨朱主张“人性朴”。孟子所以唾弃杨朱,很可能是因为他把“朴”看成了“空的”、“无物”的东西,具体的可以表现为“无君”。儒家重现世,轻超越,斥责杨朱自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反观历史,孟子留给后世的现实价值则是杨朱所不能及的。(但儒家最终为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上占了多大的优势,而是他们对周礼的传扬和进一步规定。“礼”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为世所用。)那么,二者的价值观存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应该说根本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两者可同时存在,两者都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一种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退一万步,那就是杜维明先生的“因为不能并存,在它的冲突紧张中必须考虑价值的优先的问题,希望关于优先的理解能建立在价值的互补之上,乃至相辅相成。”中国人显然优先选择了儒家!但没有人会冒险的认为杨朱一无是处,他无疑教给世人一种“静心”的方法。

  三、孟、杨的政治观

  孟子的政治(国家)观可概括为“仁以王天下”,而杨朱则为“人人皆国王”。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不是陶潜式的“桃花源”,也不像老子“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封闭、落后、愚昧,更不是很多年后西方人在《利维坦》里描述的那般情景。在孟子的“国家”里,无论是谁,立德为首要,直接点就是立仁德,从这可以看出,孟子是“继往圣之绝学”的绝对拥护者。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假设,爱民是符合大德要求的。事实上,这个假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手段一层讲,它有利于限制君权,从目的一层讲,是为了王天下。他相信也希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人不挟利只怀仁的话,百姓的“小康生活”便无忧了。如此之后,孟子认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诚然,他的政治观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定(比如应该怎样做一名士)。总之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语)般先进带后进,整个社会温温润润,既有适度的活力,又能一片和气。观其要旨,孟子是为君主立言的。他第一步就要求君主成为模范人物,当然最好是圣人,起码也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后才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成为王天下的境况。和后世西方的一些政治观比较起来,将更能发现孟子政治观的特点。孟子不会认同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而且他非常欣赏君主专制(注意,孟子甚至先秦儒家并未言明他们要建立的就是君主专制,而是对君主应当如何做出了规定而已。认为儒家学派主张的是君主专制不过是一种误解)。霍布斯还认为君主一旦选定,他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任意确定继承人,而公民的权力马上就微乎其微,这和孟子的思想是相背的。孟子更不会附议于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这个西方人竟然教导君主效法狐狸和狮子,这在孟子看来,注定是恶人恶事。因为狐狸奸诈而力量不足,狮子尚力不尚智,二者互为补充,故《君主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比较之下,可以清楚知道孟子政治观的实质,就是“仁者无敌”,即德主刑辅,和西方的“功利主义”以及但求目的不顾手段的做法相去甚远。

  再说杨朱。杨朱固然有他洒脱的一面,但绝不是政治盲。杨朱的政治观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说它是理想的源于他的非务实性。它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但不能完全划等号,老子的著作根本上和《孟子》一书均是为君主立言,代圣人施教化。杨朱不是。杨朱的政治观大体可在《说苑·政理》中得到体现。试看其表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君不见乎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欲东就东,欲西就西,这是何等境界呢?是随心所欲,不为一切束缚,完全凭意志而行。这样的事五尺之童可以为之,然尧率羊,舜荷杖却没有这样的高妙,反而生乱,是尧舜不及童子吗?非也!原因在于尧是尧,舜是舜,同为圣人,但政理不一,前后不一,不必说治天下,仅驱羊一小事便糟糕透顶。杨朱认为执政的标准或途径在于效法吞舟之鱼等。是杨朱蔑视深渊、污池吗?不是。这倒类似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不是同一意思。孔子站在等级制度下说话,杨朱并无此意。他更可能表达的是“吞舟之鱼就吞舟,高飞之鸿鹄就只管高飞,黄钟大吕就是区别其他乐律的庄严、美妙的乐调,而不是其它。各行其是,各安本分,各自求善,人人幸福,各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寻得真谛。把这些一个个的完美有效叠加就是天下的幸福。这又正是杨朱“贵己”思想的复制和无限放大化。同时,杨朱还表明: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可把一人之头搭在另一人之肩上,因为这样会滋生不和谐因素,造成混乱;放大到整个国度,一套理政制度最讲究的就是它的浑然天成,自始自终是自生的,本生的东西。换言之,排斥一切外在强加的因素,这正是杨朱朴素生命观的延伸和放大。

  至此,孟、杨二者政治观差异便十分分明了。两人的分歧在于孟子注重“由上而下”,杨朱注重“由小而大”。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既然如此,孟子不会认为杨朱的方案可行,因为即使人的本性是善,也不能缺少后天的教化,若人人为己,那谁来把圣言传扬,天下又何来大善呢?问题再深一层可以看到,孟子认为他是为公,杨朱不过为私,并且打了个洁身处世的美好幌子罢了。杨朱果真只是为私么?就仅仅因为他说了那句让人感觉极端为我的话么?如果理解唯有到此止步的话,那么我也只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杨朱的一种误解甚至污蔑。连冯友兰也认为杨朱属于“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属于那些“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我们其实忽略了杨朱的政治理想,在这一层面上,杨朱的境界绝不比其他先秦的伟大思想家逊色。我们应当明白“为我”不过是手段而已,其最终目标依然是天下大治。

  四、孟、杨的自由观。

  先秦诸子阐述自由的经典人物莫过于庄周,他的《逍遥游》充分展现了关于自由的人生哲学思想,名垂千古。该文中作者以鲲鹏展翅开篇,继以小雀的讥讽相衬,再推类至动植物、社会人生,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论点,此亦全文的点睛之笔。然而庄周的这种自由自在必须以“无待”为前提,即不依赖任何事物,“无待”这个关键一旦确定,便内外皆无,终至逍遥。这和神话已经相差无几,无怪乎庄周酷爱寓言这种表达方式。庄子还极力主张忘我、无我、绝圣去智,以臻于化境。能达此境者,古今中外,可谓是少之又少,直如凤毛麟角,本人以为,不过虚幻而已。和庄子同属逍遥一派的恐怕杨朱可居其一。但杨朱的自由和庄周的不是隶属关系,仅仅相似而已。庄子采取的方式为“无待”,杨朱的是“不以物累形”(但从不否认物的自然存在)。“不以物累形”不是指虚无,不是看不到物,而是与物取平等地位,去尽物的负面影响(但未点明如何处置物的有益的一面),以独立的姿态保持人与物的距离。杨朱的自由就这样显露出来,其实还有另一重特点,先看以下载文:“杨朱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人逢穷途放声大哭是正常的,可杨朱在道路上走,忽遇交叉路口,欲南则南,欲北则北,竟放声痛哭,叫人费解。细细推敲,也不难发现哭的缘由。人越是有选择的自由,就越是难以选择,就越发不自由,就越是难以下手。从杨朱的角度看,已经是为南北所累,究竟从南还是往北呢?一时难以抉择。虽可南可北,但这正好堵住了南北的去路,终于是不能随心所欲。于是笔者斗胆下结论:杨朱的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自由,不是因有无穷选择而形成的自由,而是倏忽之间,毫不费劲(不为所累)便能确定方向,意念从内心出发,直逼目的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直线式的,和前面谈政治观时说的“运诸掌然”是不谋而合的,必须前后一致,不讲求发散性。相比之下,庄子的自由观是非常平面的,他的“小大之辩”就是佐证,十分讲究整体上的浩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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