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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清代学术概论 》 谈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方法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2-01-08 13:55

本文摘要:【摘要】 《清代学术概论》由梁启超先生著于1920年。 原题是《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是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而作,但后因文章过长才独立成书。 这本书不足七万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这本书是以新史学思想体系写成的学术史专著,阐述了清代学术思潮源

  【摘要】 《清代学术概论》由梁启超先生著于1920年‍‌‍‍‌‍‌‍‍‍‌‍‍‌‍‍‍‌‍‍‌‍‍‍‌‍‍‍‍‌‍‌‍‌‍‌‍‍‌‍‍‍‍‍‍‍‍‍‌‍‍‌‍‍‌‍‌‍‌‍。 原题是《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是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而作,但后因文章过长才独立成书‍‌‍‍‌‍‌‍‍‍‌‍‍‌‍‍‍‌‍‍‌‍‍‍‌‍‍‍‍‌‍‌‍‌‍‌‍‍‌‍‍‍‍‍‍‍‍‍‌‍‍‌‍‍‌‍‌‍‌‍。 这本书不足七万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这本书是以新史学思想体系写成的学术史专著,阐述了清代学术思潮源头及流变,总结了清朝267年学术史‍‌‍‍‌‍‌‍‍‍‌‍‍‌‍‍‍‌‍‍‌‍‍‍‌‍‍‍‍‌‍‌‍‌‍‌‍‍‌‍‍‍‍‍‍‍‍‍‌‍‍‌‍‍‌‍‌‍‌‍。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先生概述了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了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高度提倡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并且利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对清代学者给予中肯的评价,展示他谦虚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态度受到了传统学术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 传统学术; 治学方法; 影响

民族文学

  梁启超先生在启蒙时,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接受过传统学术教育,也曾潜心研究过经史子集。 直到拜康有为先生为师,方才“决然舍弃旧学”学习“新学”,而所谓“新学”,除了部分是康有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的思想之外,主要是“陆王心学、史学及西学的梗概”,日常所读之书依然是封建士大夫通常所读之书,如《宋元明儒学案》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治学宗旨依然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 但,梁启超先生也曾说过:“一生所学之得力,皆在此年。 ”可见,在其治学理念形成过程中,传统学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影响。 这之后直到1918年,梁启超先生主要精力放在了官场,当时的文章著作也多为政治服务。 而1918到1929年,才是他真正潜心学术时期,当时的他“专欲学问,不涉政论”,也是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思想和理论。 在1921年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用六万字左右的篇幅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学者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显示出其潜心研究的成果。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提及,清代初期,学者的治学方法贵在创新,“治学方法为了摆脱晚明虚学之弊,所以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说。 认为学问、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高谈义理是虚诞可笑的。 ” ①②“经世致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术的务实作用,让学术融入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让学术理论更好地为解决社会问题服务。 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正是摒弃了乾嘉学派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原则出发点,形成了他独有的、得以传承的治学风尚。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明确提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并对善疑求真创获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对待学问首先应该以善疑为出发点,善疑的结果是为了求真,善疑、求真的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创获上来。 ”故此,本文将从善疑、求真、创获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一、以善疑为出发点

  在学术史的研究问题上,梁启超先生明确反对宋学“以依附古人为重,不敢有所怀疑”的治学态度。 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多以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书籍为依据,即使对一些大家的或者名声响亮的文章、书籍心有疑惑,也都碍于对其名声或地位有所忌惮而不敢直接提岀来。 但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认为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是成功的,以及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指出的宋以来所谓的《河图》《洛书》传自邵雍而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无关等,一些触及了宋学主要根源核心,重创了宋学的论证,这些举动都是渐开学者的质疑之风,促使学者改变全盘接受的态度,用批判的和严谨的态度去思考那些经典文章与书籍,辨伪存真,促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梁启超先生对这种“善疑”的学风极为赞扬,不仅敢于质疑古代大家文豪的论证,在对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也不例外。 他发现自己的师父康有为先生的治学态度过于重主观轻客观,有时会曲解甚至抹杀证据,表现出“好依傍”“名实混淆”等特点,种种这些,最终导致康、梁在学派上走向分裂。

  在学术史研究过程中,梁启超先生总是以“为什么”开头,经常会发现一些前人未发现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提出问题,经过仔细查找,反复论证,分析原因,最后得出结论。 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就曾对以考证学为主的各学派进行分析,多方考量、对比,层层深入,最终找出了它们的盛衰原因。 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也曾提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 研究然后有发明。 ” ③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

  二、善疑之结果就是为了求真

  在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分析的时候,梁启超先生就曾直接指出旧的治学方式是“遏制创造,奖励虚伪”,对于这种的治学的态度,先生是极其厌恶的,认为其是“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为学问不忠实。 ”换言之,对于清代学者的“求真”的科学探究精神是秉持高度赞扬的态度。 例如梁启超现在评判惠栋治学方式和态度的时候就曾说其“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的“胶 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因此,导致启蒙时期的怀疑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阙焉”。

  对戴震治学态度则评价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并且对他能有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大加赞扬。 梁启超先生更是将乾嘉学派的考证学视为正统,并将其归纳为十条:“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3.孤证不为定说;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 5.最喜欢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 8.辩诘以为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 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洁。 ”从这十条足以看出,乾嘉学派对梁启超先生在治学态度上的深远影响,让其治学过程中即使可能做不到绝对的,纯粹地客观, 但依然尽量地抛弃主观成见和臆断,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效仿和传承的。 当然,在治学上不仅要求真,更重要的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行创获,才能达到治学的真正目的。

  三、善疑、求真,其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创获上来

  这本《清代学术概论》的出版本身在学术史上就是一种创获,就是梁启超先生推崇善疑、求真治学精神最好的体现。 这部著作的创获首先是体现在对学术史的分期上,书中将清代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时期。 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即清代学术是以复古为特征,以绵密的考证形式出现而呈现出层层递进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 最后,是在对学术史研究理论上加以深化,不仅对清代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而且还对今后学术史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书中的“创获”一词,就是指创新收获,而收获不仅仅是自己所得,也是为了让后人也能从中有所得,这点可以体现在他对待清代学者的学术态度上,在书所列的众多清代学者中,梁启超先生最推崇的是清代启蒙时期的顾炎武,以及他的“建设研究之方法”:贵创、博证、致用。 其中的贵创,就是指批判宋学模仿古人,依傍古人权威的风气。 倡导学者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要富有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来源于善疑、求真。 因此,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首先对前人的研究定论和权威不要盲目相信,要敢于提出质疑,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拥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的创新。 梁启超先生就是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术史学的改造问题,提出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为宗旨的“新史学”主张。

  综上所述,在这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用清代学术的盛衰为例,总结出四点治学要义,即在吸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随意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要忠于学问,保持“学者的人格”,不能将其作为服务其他事业的手段; 在研究上要有善疑、求真、创获的精神; 要以前人为鉴,找出自己的不足与确定,时时记得要纠正和改变自己。 用极少的笔墨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为后世在研究学术史上提供了借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知道在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人才辈岀,如果能对他们的所思所想都能有所梳理与研究,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也对继承和发扬世界人类精神文化颇有益处。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能取得成功,除了因为他开阔的眼界、渊博的知识、亲历的感触外,还有他力求做到客观研究的目的,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精神。 其审视清代学术的目光打破了原有的框架,将清代学术源头追溯到晚明时期,对清代学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除此之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有关治学方面的文章,像《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法》《治国学杂谈》等,这些文章和他的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新的治学方法奠定基础,也许其文章中的有些论述还有待商榷,但他所著文章典籍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和拓荒意义,将永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熠熠生辉。

  注释:

  ①王苗苗:《读〈清代学术概论〉有感——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赤峰学院学报:作文教学研究》2016年01期,第20-21页。

  ②奚椿年:《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广西社会科学》1990年Z1期,第90-94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陈颖.主义与方法——梁启超、胡适国学治学思想比较研究[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 (3):1-5.

  [3]夏晓虹.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李春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175-176.

  作者简介:朱晴,女,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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