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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译论汉译的译者素养问题以傅译《翻译模因论》为例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1-12-08 11:10

本文摘要:[摘要]译者素养是学术译著质量的重要保障,学界普遍重视学术译者的素养,国内三套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丛书的译者都具备优秀的翻译学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且多采取团队协作翻译和译校结合的翻译模式。《翻译模因论》的汉译就体现了这一点,译者素养对翻译质量的保障作

  [摘要]译者素养是学术译著质量的重要保障,学界普遍重视学术译者的素养,国内三套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丛书的译者都具备优秀的翻译学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且多采取团队协作翻译和译校结合的翻译模式。《翻译模因论》的汉译就体现了这一点,译者素养对翻译质量的保障作用在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的实践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伦理研究四个方面有明显表现。该译著的成功经验表明,我们必须重视西方译论汉译的译者素养问题,端正学术翻译态度,深化学术研究素养,建立学术翻译规范体系,促进国内学术翻译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西方译论汉译;译者素养;《翻译模因论》;学术翻译规范

翻译方向论文

  1.引言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从根本上决定了译文的翻译质量。译者素养应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李瑞林,2011:50)学术翻译自然也应该如此。学术译文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而且极有可能在学术读者的学术写作中有所体现,从而对其他学者或社会大众形成间接影响。与此同时,学术翻译的难度通常而言较其他翻译要大,对译者素养因而也有更高的要求。但现实情况是,国内学术翻译的质量并不理想,即便是翻译学领域,译文质量也参差不齐。曹明伦(2005:4)曾指出,“在我国引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误读西方学者观点、翻译学关键术语以及书名和标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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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汉译问题,导致我国对国外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断章取义、概念混乱、融合不力等现象”(吴苌弘,傅敬民,2019:90)。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注意到,素养过硬的译者对于高质量的学术译文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并提出学术著作翻译的理想模式,即“学术价值+研究积累+打磨精品+立法保障”(王祥兵,穆雷,2013:82)。目前,国内对学术著作翻译的研究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翻译学术著作的翻译关注更少,本文拟结合国内目前最有影响的三套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丛书,主要以傅敬民教授最新出版的译著《翻译模因论———翻译理论中的观点传播》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考察译者素养在翻译学专著翻译中的作用与表现,并探讨保障翻译学专著翻译质量的有效措施。

  2.西方译论汉译的译者素养

  中国翻译学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西方翻译“理论补课”(何刚强,2015:1),引进了大量原版西方翻译理论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原版引进便利了国内精于英语的读者阅读原著,而翻译研究方面的译著则能获得更广的读者群,尤其是不擅英语(外语)的读者,有利于翻译学科向其他学科进行知识渗透。

  (冯全功,2017:20)2.1西方译论汉译的主要背景目前国内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主要有3套丛书,分别是外研社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2005年开始,拟出版10部,已出版6部)、“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2010年开始,已出版5部译著)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翻译研究经典著述汉译丛书”(2020年开始,已出版1部)。

  三套译丛有着同样的目的和出发点———将西方翻译理论经典著作翻译成汉语,为国内翻译研究提供学术借鉴。“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的总序中提到,“外域思想只有被翻译成本国语言文字,也就是说,本国的语言文字已有词汇可以表达新的思想、新的概念,这种新思想新概念才真正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为我们所吸收、所运用,激发我们的研究。在我国传承千年的翻译研究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或可使中国翻译研究的话题模式更为丰满。这就是我们选编这套译丛的基本出发点”(编者,2009:2)。

  出于这样的目的,编者强调译丛编译的几条原则,“全书的翻译:忠实性原则、统一性原则”,“术语的翻译:透明性原则、一致性原则、简洁性原则”(同上:3)。在译丛书目选择上,三套译丛都考虑到了系统性、综合性和代表性。“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选择的著作是“当代的、多视角的”(同上:2),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翻译研究经典著述汉译丛书”拟选择“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中的经典专著进行汉译,以学术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

  丛书主编“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国外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并“确保它的开放性和持续性”(王克非,傅敬民,2020:IV)。在译者素养方面,“翻译研究经典著述汉译丛书”特别强调了译者素养的重要性,认为“作为学术翻译,译者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质量”(同上)。选择译者的标准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每一部译作都是译者比较熟悉的作品,包含了译者的理解和学识”(同上)。

  2.2三套汉译丛书已出版的学术译著及译者特征

  我们统计三套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丛书中已出版的学术译著,考察译者的共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中部分专著为国内学者所撰写,并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这里考察的是已由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的国外学者的专著。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译者的共同特征。

  首先,十二本学术专著的译者均为翻译学界的知名学者,具有较高的翻译学专业知识素养。学术翻译不能任由译者率性而为,只有译者本身具有相应的翻译研究学养,对所译的文本及其理论有足够的了解,将其译作作为原作的替代品,才是学术翻译的应然与实然。

  (吴苌弘,傅敬民,2019:93)其次,译者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相互促进,既深化了译者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又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张美芳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功能翻译理论,2005年出版了专著《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在《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的译序中介绍了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的实用意义和目的论的局限性,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学术研究素养。《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的译者蒋骁华和张景华2007年在《中国翻译》发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译者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研究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通过翻译实践也激发了张景华进一步研究韦努蒂的兴趣,他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译者多采取师生协作、团队合作、译校结合的翻译模式,以翻译学者的专业素养确保译文的翻译质量。《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的译后记中提到,张美芳教授的9名研究生参加了该书的初译工作,张教授和王克非教授对译稿做了多次校译,“以修正偏离原作意思的译文、补译学生们未能译成的概念或专有名词、并尽量统一文体”(张美芳,2005:后记)。《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首先由学生按章节分工进行初译,再由董方峰、张景华、白立平进行校改、润饰、改译。《翻译研究词典》在翻译的准备阶段专门召开讨论会,向国内译界同仁广泛征集术语翻译的意见,使翻译质量得到较好的保障。这种师生合作的模式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术翻译素养,为今后的学术翻译奠定了基础。

  3.《翻译模因论》汉译中的译者素养

  MemesofTranslation:TheSpreadofIdeasinTranslationTheory为切斯特曼的代表作,1997年首次出版,2016年再版。作者借用“模因”概念建构了翻译理论框架,提出的翻译规范概念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翻译模因论》译者傅敬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规范研究、应用翻译研究和译者研究等,与该书有较高的契合度。

  2018年傅敬民翻译了克里斯蒂娜·谢芙娜(ChristinaSchffner)主编的TranslationandNorms,对翻译规范有着深入的研究,当属切斯特曼专著的理想译者。我们的研究将通过比较傅译与其他学者译文的不同之处,探讨译者的个人素养是否对学术专著翻译的质量有所影响。在此我们结合切斯特曼修订版的主要内容,从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的实践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伦理研究四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3.1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

  切斯特曼借用社会生物学概念“模因”,指出翻译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模因生存机制”(切斯特曼,2020:4)。他运用波普的理论图式纵观翻译思想的嬗变,通过八个模因体及相关隐喻描述了各种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建构了西方的翻译理论史。不同翻译模因相互竞争,只有被大家普遍认可的主导模因才能被人们视为翻译规范。切斯特曼将翻译规范分为两种:产品规范由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所决定,因此又称为期待性规范;过程规范从属于产品规范,包括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傅敬民(2018:182)认为“翻译规范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价值”。

  因此一直以来“对翻译规范情有独钟”。在全球化进程中,对翻译规范的深入研究及其规范应用既是顺势而为,也是现实所迫。他于2018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及标准体系研究”。学术翻译的译者必须是该领域的专家,至少对该领域的术语、概念、理论等话语体系比较熟悉。(王祥兵,穆雷,2013:79)译者对翻译规范领域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译者理解的准确性。

  切斯特曼在第二章《翻译模因的嬗变》中将西方翻译理论的演变划分为八个主要阶段,即词语、上帝之言、修辞、逻各斯、语言学科学、交际、目的和认知。对于第七个模因Target的理解在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为“目标语”,如“目标阶段———关注译本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或遵循规范、或打破规范”(韩江洪,2004:44),“目标语导向”(王洪林,2020:135)。

  第二种为“目的”,如傅译在2.7标题中将Target译为“目的”(切斯特曼,2020:45),“翻译即目的”模因阶段(目的)(刘文霞,李松颖,2020:49)。描述翻译学奠基人图里(Toury)创立的翻译期刊Target(《目标》)与切斯特曼的第7个模因不谋而和,体现了当时翻译研究从规定性研究走向描写性研究的时代背景。再次考察傅译上下文,“目的”并非purpose或是aim,而是指“以目的语文本为研究起点”,“目标模因却聚焦于翻译实际上像什么”(切斯特曼,2020:45),因此傅译与第一种理解并无出入。刘、李的译文可能让读者联想到诺德的TranslationasaPurposefulActivity,可能会误导读者,将之与功能翻译理论联系到一起。

  3.2翻译策略的实践研究

  翻译规范对翻译实践有着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受到目的语文化翻译规范的影响。翻译策略是模因,因为它们被译者广泛使用,并被译者认可为衡量翻译的概念工具。(切斯特曼,2020:111)翻译策略有赖于翻译规范,同时也面向翻译规范。(同上:viii)切斯特曼通过具体译例,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探讨了30个翻译策略。比较傅译和韩译,我们发现不少翻译策略的提法存在较大差异。

  G3Transposition为切斯特曼借用自维奈和达贝内尔的术语,指词类的改变(Iusethisterm(fromVinayandDarbelnet)tomeananychangeofword-class,e.g.fromnountoverb,adjectivetoadverb)(Chesterman,2016:93)。学界有不同译法,“词性转换”(芒迪,2014:80),“置换———将一种词性替换为另一种词性,而不改变信息意义”(沙特尔沃思,2005:258),傅译“改变词性”更加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策略内涵。

  G10Schemechange指在翻译中排比、重复、头韵等修辞的改变(thekindsofchangesthattranslatorsincorporateinthetranslationofrhetoricalschemessuchasparallelism,repetition,alliteration,metricalrhythmetc.)(Chesterman,2016:97),并非韩译中的“改变组合”。Pr9Transediting指译者对原文进行的重新编辑(thesometimesradicalre-editingthattranslatorshavetodoonbadlywrittenoriginaltexts)(Chesterman,2016:108),与“编译”有所不同。贾洪伟在比较分析了国内的编译定义后,指出编译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编译包括“先译后编”和“先编后译”,后者“先编后译”只是狭义上的编译。

  (贾洪伟,2011:19)傅敬民长期以来致力于翻译研究,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他在《翻译与规范》的译后序中提到尽管“译文都是按照我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并且以我自己的汉语行文风格呈现的”(傅敬民,2018: 187),但是“的确是遵照当下的翻译规范进行翻译的”(同上)。学术翻译应该本着清晰简洁的原则,准确传达学术原著的思想。尤其是术语的翻译更是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进行分析,术语的选择应该符合国内的翻译规范。

  3.3翻译教学研究

  当翻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对翻译规范的诉求就不仅仅是翻译实践的要求,而且也是翻译研究的应然,更是翻译教学之所急。(傅敬民,2017:74)傅敬民强调要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翻译规范意识,“是因为在当下的翻译教学内容、翻译能力培养乃至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缺失了翻译规范意识的引入”(同上:276)。切斯特曼再次运用波普理论,探讨了五种不同的翻译评估方式,对于翻译教学、译者培训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

  追溯性评估(ret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关系规范,前瞻性评估(p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交际规范,平行评估(lateralassessment)聚焦于期待性规范,内省式评估(int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责任规范,而教学评估则是综合了各种评估模式,也同时观照到了所有翻译规范。Lateralassessment指向的是目的语文化中的同类原创文本(authentic(untranslated)textsinthetargetlanguagethatareofasimilartype)(Chesterman,2016:130),评估的重点在于考察译文是否和平行文本之间具备足够的家族相似性(theemphasisisontheextenttowhichthetranslationfitsintotheappropriatesetoftextsinthereceivinglanguage,whetheritbearsanadequatefamilyresemblancetothem)(同上)。

  有学者将Lateralassessment译为“侧面评价”(韩江洪,2004:46),可能受到了原文中sideways(Thelabeldenotesthatthepointofviewhereissideways)(Chesterman,2016:130)的影响。联系上下文,作者指的是由于追溯性评估考察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关系,前瞻性评估考察译文功能和读者反应效果,两者都难以客观衡量,因此采取了基于译文文本的评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sideways有“侧面”之意,也有“同等级平行”之意。因此,考虑到两种文本属于可比较的平行文本,傅译“平行评估”(切斯特曼,2020:178)更为准确。

  3.4翻译伦理研究

  傅敬民一直关注译者研究,强调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在翻译规范下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译者的个性,指出“应当将实现译者的个性化和提升译文读者的接受度视为制定合理的翻译规范的一个基本条件”(傅敬民,2017:82)。外在的翻译规范和内化的翻译规范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合格的译者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下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

  适切的行为是自主性与规范性有机结合的结果。(傅敬民,2019:52)译者选择的过程往往体现了译者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责任。切斯特曼尤其关注翻译规范的伦理价值,强调了翻译的四个基本价值概念———清晰度、真实性、信任、理解。他将翻译伦理思想和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伦理学理论联系起来,认为契约理论关注的是规范,而“实用主义关注的焦点更注重于价值而非规范”(切斯特曼,2020:227)。

  有学者将两种伦理学理论(twodifferentkindsofethicaltheory:contractualandutilitarian)(Chesterman,2016:168)译为“合同与功利主义伦理”(王洪林,2020:136),并未突出是两种理论,且“合同”用词学术性不强,傅译的“契约理论和实用主义理论”(切斯特曼,2020:227)更符合学术专著翻译的要求。对于契约理论的理解(Contractualtheoriesarebasedonconsensualagreementsaboutwhatisarightorawrongact,andthusincorporatenotionsofobligation,rights,dutyandnorms.)(Chesterman,2016:168-169),两者也略有不同,王认为“前者基于对什么是正确或错误行为的共识,因而采用服从、权利、义务与规范”(王洪林,2020:136),傅则认为“契约理论建立在人们针对行为的对与错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因此包含了义务、权利、责任和规范等概念”(切斯特曼,2020:227)。两者对于obligation和duty的认识存在一定出入。

  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切斯特曼的obligations指的是已经现实存在的条件,如行为人的地位、承诺或合同等等(thatarealreadyinexistenceatthetimeoftheactinquestion,forinstancebecauseoftheactor’sstatus,apromiseorcontractmade,andsoon)(Chesterman,2016:169),强调的是行为人所应遵循的“义务”,而非是“服从”。Duty相对于前面的obligation而言,是行为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说,傅译的版本更准确地理解了威廉斯的伦理学理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将伦理学理论与翻译学结合在一起。

  4.《翻译模因论》汉译的启示《翻译模因论》汉译本一经面世,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可。有学者在切斯特曼的书评中提到,中译本言从字顺,意达词宣,俾无龃龉,堪为学术著译之圭臬,值得翻译理论研究者探奥索隐,适合译者力学笃行,可供翻译理论或实践行家研精覃思,亦可作起步者的入门津梁。(刘文霞,李松颖,2020:48)从国内三套西方翻译理论汉译丛书到《翻译模因论》的汉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我们规范学术翻译有着重要的作用。

  5.结语

  学术专著汉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翻译研究本身也需要外国学术专著的养分。只有将国外的翻译研究学术著作汉译,才能真正地将国外翻译研究成果转化到我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中来。(吴苌弘,傅敬民,2019:93)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汉译著作仍然较为零散,质量参差不齐,缺少统一的学术翻译规范体系。

  学术专著译者不仅仅是研究者,更是外国前沿学术专著的引领者,因此必须以严谨的翻译态度、批判性的思维和包容的学术心去严肃对待学术专著翻译,提升自身的翻译实践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深化学科研究能力,以研究带动翻译实践,提高学术翻译的准确性、可读性和专业性。译界学者、出版社和高校等各方应相互协作,进行系统规划,建立学术翻译的规范体系,促进中国国内翻译学术研究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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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韩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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