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在区分非道德销售行为事件基础上，借用某寿险公司消费者保单数据，运用稀有事件偏差修正估计(Rare events biased-corrected estimates)模型，可以测度消费者脆弱性(以教育水平为度量指标)对非道德销售行为发生几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消费者教育脆弱
摘 要：在区分非道德销售行为事件基础上，借用某寿险公司消费者保单数据，运用稀有事件偏差修正估计(Rare events biased-corrected estimates)模型，可以测度消费者脆弱性(以教育水平为度量指标)对非道德销售行为发生几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消费者教育脆弱性与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销售人员分类后进一步考察，低学历相对于高学历的销售人员，男性相对女性销售员，更容易实施非道德销售策略。 这就从消费者脆弱性视角重新解释了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既可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亦可为寿险公司保单管理和监管部门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 脆弱性; 教育水平; 非道德销售; 稀有事件偏差修正估计
一、引言
我国寿险市场时有报道，销售人员为提高销售业绩而误导客户购买不需要的保单，导致大量寿险消费者的不满与投诉。 根据2017年保险监管机构公布的数据，全国监管机构共受理销售投诉21329起，占个人人寿保险投诉总数的46%。 销售人员个人投诉达到8889起，占41.68%。 大多数的投诉与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密切相关。
Fu和Deshpande指出，这些非道德销售行为导致了保险业不良的社会形象，损害了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降低了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和信心。 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寿险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呢? 学界和业界围绕这一重要议题展开研究，发现销售人员的道德品质、企业的环境、社会文化、薪酬制度等都会对非道德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将要特别强调，消费者脆弱性特质(低教育水平)对非道德销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保险销售市场，研究发现，销售人员常常利用低教育水平消费者的消息不足进行误导宣传，而面对一些教育水平较高、拥有丰富保险知识的消费者时，他们就会改变营销策略。 虽然这一问题在业界非常突出，但在梳理文献时，我们却发现学界并未对这一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一篇综述文章中，Schlegelmilch等对58种期刊上发表的538篇关于营销伦理的文章进行分析，他们确定了18个与营销伦理相关的问题，其中仅包括一个与消费者脆弱性相关的问题。 这表明，学界从消费者脆弱性的角度对销售非道德行为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
综合来看，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发现消费者的教育水平是体现消费者脆弱性的有效指标之一，可有效解释中国寿险市场的销售误导现象。 已有文献在研究消费者脆弱性时，主要分析了儿童、老年人和穷人的影响。 这三类消费者通常都是典型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 但在分析寿险行业的非道德行为时，仅仅考虑年龄和收入还不够。 人寿保险产品的交易对象是富含金融财务信息的知识性商品，消费者的“理解力”对于交易的达成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发现，消费者较低的教育水平，有较大的概率引致寿险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
第二，非道德销售现象具有普遍性，在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均有表现，而中国寿险行业为这一重要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窗口。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寿险行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瑞士再保险的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但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市场的消费者，中国消费者更加依赖于销售人员面对面的服务和条款解读。
销售人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可能会利用消费者的信任，通过传递错误的信息以促成合约尽快达成。 中国寿险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非道德销售行为正使中国保险业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以中国数据研究这一议题，具有典型性，但研究文献发现，这一研究还相对滞后。
第三，从技术细节上看，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针对“非道德行为”的科学测度。 寿险销售过程十分复杂，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混杂其中，如何界定“非道德行为”或“销售误导”具有较大主观性，存在测度困难。 基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基础数据，并根据相关理论及进行逻辑推测，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估计偏差。
本文采用了一种新方法，首先对退保保单原因进行分类，然后梳理出销售误导类退保保单，并以此作为衡量销售误导行为的指代。 相对于大量正常保单，销售误导退保保单在总样本中的观测值过少，为避免“稀有事件偏差”(Rare Events Biase)，本文借鉴King和Zeng的方法对logit的估计结果进行了修正。 通过使用的新的变量测度，显著提升了研究质量，拓展与丰富了本领域的研究文献。
二、文献回顾
对寿险行业销售人员非道德行为的解释，已有文献主要还是从销售的角度或者说寿险产品供给的角度的展开分析。 这种处理比较直观。 当一个销售人员以欺骗的方式签约保单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要发问，该销售人员以及他所在的公司和行业出了什么问题呢? Skipper通过研究发现，寿险行业中有四个重要的因素与非道德销售行为相关：1.代理人或销售员; 2.保险公司; 3.监管机构; 4.保险产品本身。 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集中在保险供应方面。
在这些决定销售人员行为的供给因素中，销售人员自身的道德品质处于核心的地位。 有许多学者直接对销售人员的个人品德进行研究，试图总结影响他们销售行为的规律特征。 例如，Eastman K.L.等三位学者使用调查样本(包括123个受访对象)，比较分析了保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与其在个人生活中的“个人品德”的差异; 研究发现，与个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相比，受访者更有可能在职场中出现职业道德问题。
中国学者Zhang N.等使用调查样本研究了我国保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敏感度问题，研究发现，同情心强的男性和女性都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敏感度。 在同情心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职业道德敏感度要高于男性; 然而，与同情心强的男性相比，同情心弱的女性的职业道德敏感度相对较低。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销售人员的“道德品质”存在个体异质性差异，对销售行为存在某种显著影响。
销售人员所在的公司对其销售行为有影响吗? 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两个“道德品质”差异不大的销售人员，因为进入了不同的公司，其销售行为就可能发生变化。 Schwepker 等对公司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在实现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公司的道德氛围和公司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对整个公司成员的道德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类似的，两位中国学者对56家机构502名保险代理人的销售行为采用多层次分析法进行研究，发现公司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与该公司的道德风气显著正相关，而公司道德风气又与企业内员工的道德敏感度显著正相关。
这两份研究主要研究了公司领导人道德品质和比较抽象的公司文化对个体成员非道德行为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强调公司内部的某些具体机制也会对成员道德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例如，Poujol等使用来自四家法国银行的调查数据，发现销售竞争也可以创造一种道德氛围，而这一氛围会对公司成员升迁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施加某种影响。
从公司层面的影响来看，我们也注意到，针对销售人员的薪酬制度也可能对其销售行为产生影响。 在一项不仅仅包括保险业的研究中，Nancy B. Kurland研究了佣金与销售人员对消费者的非道德意图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不合适的奖励的确会导致非道德的行为，例如，佣金可能鼓励保险经纪业务中的非道德行为发生。 Radin等的研究也发现，针对特定产品的销售激励(PSIs)或“spiff”会导致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 他们研究发现了受教育程度、年龄和销售激励之间的相关性，并发现年轻人往往对非道德行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
显然，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保险产品的销售。 当然，也有部分文献研究发现薪酬制度对销售行为没有明显的影响，例如，Cupach等检验了不同形式的薪酬制度对保险产品推荐的影响，他们在对336名保险推销员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推荐投保的范围和产品种类与佣金制度没有明显的关系; 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发现，推荐给男性被保险人的保额要大于推荐给女性被保险人的保额。
我们从公司影响的视角进一步思考，很自然的会问：不同国家的文化是否也会对寿险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销售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呢? 有部分学者针对特定国家的文化在非道德的销售中的影响展开研究。 例如，Li N.等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文化对非道德行为的影响，发现员工与领导的关系、坚守承诺的态度、对成功的强烈需求等都是影响非道德销售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
如上所评述的文献主要是从保险产品的供给方解释寿险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 保险产品的需求方即消费者是否也对寿险销售人员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呢? 梳理文献时我们发现，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消费者脆弱性(Vulnerability)因素的影响。
如Austin等研究发现，商业公司常常以心智并不健全的儿童作为营销目标。 Ramsey和Johnston在一篇讨论消费者如何看待道德销售的论文中强调，老年人更容易被欺骗，通常为商业推销的目标消费者; 他们认为，企业总是把目标对准“较容易被说服”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更容易被操纵。 还有部分文献研究发现，年长者不太可能质疑销售人员的销售宣传。 显然，市场中存在大量销售人员利用消费者脆弱性进行销售的现象，这并不符合销售的适合性原则。
针对消费者脆弱性影响的研究文献，关注消费者需求方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考虑到寿险产品本身的特征，我们认为消费者脆弱性对于引致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可能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所做的尝试是，考察以消费者低教育水平所体现的消费者脆弱性对于销售人员非道德行为的影响效应。 我们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消费者理解寿险产品的重要因素，而低教育水平的消费者容易引致销售人员采取销售误导策略以尽快达成寿险合约。 相对于已有文献中将偏大的年龄(老年)和偏小的年龄(儿童)作为消费者脆弱性的代表，低教育水平可能是另一个具有较好代表性的消费者脆弱性指标。
目前从寿险行业销售的实践看，销售误导现象丛生，亟需加以解决。 但已有的研究文献特别强调了供给方中寿险公司、销售人员的影响，从消费者脆弱性视角分析的文献相对单薄。 本文将以消费者教育水平为切入口在该领域做有益的探索。
三、研究假设
本部分提供待验证的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教育水平低是消费者脆弱性的一种体现，而脆弱性消费者有更高的概率受到销售人员的操纵。 另一方面，销售人员也有一种针对脆弱性消费者开展营销的倾向。 与此相对照，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通常有较强的能力区别不同类别金融产品服务的差别，如银行存款、债券和股票等与商业寿险产品的功能差异。 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虚假宣传被暴露的成本，销售人员有相对较低的概率歪曲信息欺骗这部分消费者。 出于同样的原因，当面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时，销售人员可能会通过编造虚假信息以促成消费者更快地签订保险合同。 基于此，我们提出待验证的假设1：
假设1：销售人员更有可能对低教育水平的消费者实施非道德销售行为，或者说，低教育水平的消费者更容易引致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
从销售人员的教育水平看，教育水平较高的销售人员学习能力较强，对保险产品有较好的理解，通过宣传产品真实信息进行营销的成本低效果好。 相反，教育水平较低的销售人员学习能力相对较弱，通过宣传真实信息进行营销的成本高效果差，而通过虚假宣传促使客户签单的成本低，短期效果好。 基于这一逻辑，我们提出待验证的假设2：
假设2：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销售人员相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销售员更有可能采取非道德销售策略。
与假设1和2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低学历的销售人员在面对学历不同的消费者时，他们会采取怎样的销售策略呢? 我们认为，学历较低的销售人员和学历较高的销售人员相比，在面对学历较低的消费者时，存在两个明显的约束条件，第一，因为自身教育水平低，使用真实信息营销的成本相对其他竞争者比较高，第二，面对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使用虚假信息营销的效果比针对其他消费者要好。 因此，综合判断提出假设3：
假设3：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者更有可能引致低教育水平的销售人员采取非道德销售行为。
此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销售人员的性别对于非道德销售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如Zhang & Zhang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有较高水平的同情心，而在销售过程中有相对较低的概率实施非道德销售行为。 考虑到消费者低教育水平的脆弱性特质，我们推论，女性销售人员面对低教育水平的消费者时其销售策略应该和面对高教育水平消费者无差异，但是男性销售人员就有较高的概率利用消费者的这一教育方面的脆弱性实施非道德销售策略。 因此，我们提出待验证的假设4：
假设4：女性销售人员面对低学历和高学历消费者时的销售策略无差异，而男性销售员面对低学历消费者有更高的概率实施非道德销售策略。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样本说明
实证工作主要基于中国某家在营寿险公司2008年至2013年的投资型寿险保单数据。 该样本数据包含35075个观察值，每个观察值包含了消费者特征的变量，如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以及保单和销售人员的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标明消费者脆弱性特质的教育水平。 原始数据中的消费者教育水平有博士、硕士、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六类，硕士和博士的样本很少。 我们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消费者归入高学历，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归入低学历，其余归入中等水平学历。 实证检验过程中，我们以中等水平学历消费者作为基准对照组，关注低学历消费者与基准组消费者的不同表现。
如何衡量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是一项关键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本文对此问题的处理借助于寿险保单的退保原因变量来实现。 我们采集到的样本中既有健康保单也有退保保单，而退保保单标注了退保的原因。 原始保单中记载了多种退保原因，归纳之后大致可分为三类：销售误导，替代商品，财务困境。 其中，销售误导类保单含有销售人员的非正常销售信息，可以作为“非道德销售行为”的衡量指标。 退保原因指标是寿险公司根据退保时消费者申明的理由或者公司认定的理由记录的，虽不能排除有错误记录的可能性，但相比于调研数据，公司提供的保单样本数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考察不同特质的销售人员的影响效应，保单样本中保留了体现销售人员个体特征的教育水平、性别等信息。
销售误导保单有727份，在整个样本保单中所占比例很低，属于较为典型的稀有事件(Rare Events)。 该样本中包含的保单全部都是投资型保单，分红险11355份，占32%，万能险有23720份，占68%。 大部分保单的签约年份分布于2010—2013年，2008年保单较少。 从保单的保障期限来看，大部分集中在50—80年之间。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保险期限核密度曲线的尾部，我们发现保险期限在20年和106年附近的保单出现了两个小高峰。 其中，保险期限接近最高峰值106年的保单，均为父母给刚出生的婴儿购买的终身寿险。
(二)模型
本文对销售人员非道德销售行为的测度是通过保单类型实现的。 样本保单有两类，一类是正常的健康保单，一类是退保保单，其中第二类保单的退保为销售人员的销售误导行为所致。 建立一个是否存在非道德销售行为的0-1样本，并设定被解释变量为“非道德销售行为”(UnethicalSales)满足如下条件：如果是健康保单，unethiicalSales=0，如果是退保保单，UnethicalSales=1。 对于0-1因变量模型的估计，logit模型通常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但是,如果模型中因变量分布极端不平衡时，传统的logit模型估计极有可能产生“稀有事件偏差”(Rare event bias)，从而导致稀有事件发生的概率被系统性的低估。 我们的研究样本中，销售误导类退保保单的数量只占到总样本的2%，采用传统logit模型有可能会产生稀有事件估计偏差，有必要采取一定方法进行纠偏。
解决稀有事件偏差的方法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King和Zeng提出，可以首先使用传统log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采用某种方法对估计系数进行修正，以得到“偏差修正估计”(Biase-corrected estimates)。 具体修正校准的方法两个，一个是称为“Prior Correction”的基于先验分布的校准策略。 另一个是“Weighting”策略，是在在进行负样本采样后，模型训练前，对正样本、负样本赋予不同的样本权重。 “Prior Correction”策略的优点是现有的模型训练工具不用修改，但需要对截距项做处理，其缺点是如果所建立的模型有偏差，那么此方法的鲁棒性不如“Weighting”策略。
第二种方法是基于非对称极值分布(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使用Complementary log-log model 对稀有事件进行估计。 由于极值分布左偏(left-skewed)，故此模型中的稀有事件发生概率p趋于1的速度快于趋于0的速度，此性质恰好对应于稀有事件的特征。
设定销售人员非道德销售行为发生概率为p，那么有：
本文中，我们将采用第一种方法即King和Zeng的“偏差修正估计”方法，在logit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估计。 设定基础logit估计模型为：
核心解释变量是消费者的教育水平，并控制消费者性别婚姻收入的影响，以及保单特征变量的影响。 在基础模型中，我们并未引入销售人员特质的相关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销售人员个体特征如教育水平和性别的影响，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一种方式是引入销售人员教育水平活性别的虚拟变量，直接观察该变量的估计系数，即：另一种方式是按照销售人员教育水平或性别将原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以对比关键变量的影响效应差异。
五、结果与讨论
(一)基础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关注消费者教育水平的脆弱性特质对于销售人员非道德销售行为的影响。 对基础模型(7)进行logit估计，借鉴King & Zeng的方法，分别采用“Prior correction”和“Weighting”方法进行修正估计。 估计结果汇总于下表2。 其中，第一列是Logit模型的结果，第二列是“Prior correction”的估计结果，第三列是“Weighting”方法修正估计结果。 估计过程中控制了消费者的其他个体特征以及保单特征的影响，但并未考虑销售人员的个体特征，我们将该模型称为基础模型。 如表2所示，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对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有显著影响。
Logit模型与Logit偏差修正估计模型均表明，以中等教育水平的消费者作为基准对照组，低教育水平消费者有更高的概率诱发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而较高教育水平的消费者并未表现出与基准组的差异。 “Prior correction”和“Weighting”方法修正的估计系数与传统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非常相近，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稀有事件偏差并不明显。 该结果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1。
(二)销售人员特质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销售人员教育水平对消费者特征与非道德销售关系的影响，我们引入销售人员个体特征变量加以验证。 验证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我们在不改变其他关键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引入一个新的虚拟变量——销售人员教育水平——重新对方程进行估计。 该虚拟变量的系数即表明销售人员的教育水平高低对销售误导的影响。 第二种方法不引入新变量，相反，我们根据销售人员的教育程度将销售误导样本分解为两个子样本。 在每个子样本中，考察消费者特质的影响效应。 同样的，我们同时使用了传统logit模型以及Prior correction和Weighting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以解决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可能存在的稀有事件偏差。
下表3分三层分别报告了使用全样本、低教育水平销售人员子样本和高教育水平销售人员子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 在每一样本内，我们同时报告了三种模型的估计系数和p值。 估计过程同时控制了消费者性别、婚姻、年龄、收入等特质，以及保单类型、期限、签约年份等特征的影响。 但限于篇幅，并未报告全部变量的估计结果。
在全样本的估计中，我们引入了销售人员教育水平的虚拟变量。 传统logit模型以及两种logit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高教育水平销售人员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销售人员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么相对于那些低教育水平的销售人员来说，他们有较低的概率对消费者采取销售误导的行为。 我们同时发现，消费者教育水平的影响与基础模型相同，即低教育水平消费者与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显著正相关，而高教育水平消费者的影响不显著。 这一估计结果同时印证了理论假设2，以及理论假设1。
采用低教育水平销售人员子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低教育水平消费者的系数显著为正，而高教育水平消费者的系数不显著。 这一结果说明，当消费者的教育水平较低的时候，教育水平较低的销售人员更愿意冒险通过传递错误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寿险产品，而面对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消费者则采取销售误导的概率会较低，教育“歧视性”销售策略十分明显。 这一结果印证了理论假设3。
对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销售人员，他们会采取不同于低教育水平的销售人员的策略吗? 以高教育水平销售人员子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发现，教育水平高的销售人员的确会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面对教育水平低的销售人员时并没有增加销售误导的概率，不存在教育歧视性销售。 但是，我们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高教育水平的销售人员在面对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时，他们会有较高的概率进行销售误导。 我们不太确定这中间的逻辑。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教育水平较高的销售人员面对教育水平高的消费者时，可能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赖，而“捕获”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端消费者通常有更大利益诱惑，故而增加了对高教育水平消费者的销售误导。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销售人员性别的影响。 首先引入一个虚拟变量来检验销售人员性别的影响，然后，我们进一步按照销售人员性别分解销售误导子样本，比较消费者相关特质的估计系数。
估计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估计中，我们引入了销售人员性别变量作为虚拟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销售人员的性别与非道德销售行为显著负相关(10%的显著性水平)，即女性销售员与男性销售员相比，有较低的概率选择非道德销售行为，支持理论假设4。
以销售人员性别为标准将样本分为男性和女性销售人员子样本重新进行估计。 三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对于男性销售人员，受教育程度低的消费者与销售人员的非道德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对于女性销售人员，消费者的教育程度与非道德销售行为无关。 这一系列估计结果表明，女性有较低的概率对消费者进行销售误导，进一步印证了假设4的论断。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男性销售人员更有可能利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从事非道德销售活动。 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Zhang和 Zhang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女性拥有相同程度的同情心时，她们的职业道德敏感度总要高于男性。 我们从消费者脆弱性角度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消费者脆弱性视角探究寿险行业消费者特质(以教育水平为代理变量)对于销售人员非道德销售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某寿险保单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考虑到实证工作中对销售人员“非道德行为”度量的困难，本文通过梳理保单退保类型，以销售误导类退保保单作为切入口实现了对销售人员“非道德行为”的检验。 鉴于销售误导退保类的保单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按照传统的logit模型估计有可能产生“稀有事件偏差”，故此，本文参照King和Zeng的方法，使用“Prior correction”和“Weighting”方法进行了估计偏误修正。
研究发现：(1)低教育水平消费者与销售人员的非道德销售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和教育水平较高的销售人员相比，教育水平较低的销售人员有更高的概率采取销售误导策略，且在面对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者时有更高的概率实施非道德销售行为; (3)与男性销售人员相比，女性销售人员面对低教育水平消费者时的销售策略有显著区别。 无论消费者的教育水平如何，女性都不会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足进行销售误导，但是男性销售人员在面对低教育水平消费者的时候，有更高的概率采取销售误导策略进行产品销售，针对消费者的“教育歧视性销售”十分明显。
经济师论文投稿期刊：《中国消费者》杂志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全国各地消费者协会联办的大型月刊。
本文的研究证明了消费者低教育水平这一消费者脆弱性对销售非道德行为的影响，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研究文献，实践上看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寿险公司可以通过考察签约保单客户以及销售人员的特质来评估具有潜在退保风险的问题保单，并可以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监管机构制定维护寿险消费者权益的政策法规或监管过程中，也可以重点考虑消费者脆弱性特质的影响，提升监管效率。
作者：毕泗锋1 [英] Simon Gao2 安起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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